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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唱晚应无悔 胡经之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12-23 人已围观
从最古老的学府北京大学来到深圳这所最年轻的大学，转眼之间，已将跨进第十个年头，我亦迈入花甲之年了。
国内外都有些熟识的学者问及：这番历程，什么滋味？有何感受？懊悔了吗？我说：一言难尽，却不懊悔。
这得从头说起。
我这大半生，经历了三段生涯。18岁之前，三四十年代都在江南水乡度过，足迹不出太湖流域，五十年代第三秋，我从苏州到了北京，从此久居燕园，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我入“知天命”之年来到特区深圳，将在这里度过最后一段人生。
人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蛰居北大校园三十年，却一直不能适应京都的气候。本可在燕园安居乐业，不料我却对北京秋季过敏，患了中医所说的“枯草热”。在这北京最美好的季节，我却病魔缠身，无法教书写作。去协和医院治了十多年，苏州老乡叶世泰教授最后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衷心劝告，不妨尝试，移地而居，说不定会不治而愈，亦未可知。
于是，我渐生南移之心。南京大学、苏州大学邀我回家乡，为争设文艺学博士（点）而共同奋斗。浙江大学数次来邀去杭州创办中文系，我也真想落叶归根，重返江南。但在数个秋天发病季节回到苏杭，试了几次枯草热均未见消退，着实令人沮丧。欲回天堂已无路，纵有老家归不得，只好叹息。
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秋我飞越长江流域去厦门参加学术会议，一下飞机，昏沉沉的头脑突然感到一阵清新。是不是海滨能治愈我的枯草热？心底猛然浮起了一线希望。
恰好，1984年春节，正在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来北大，劝我去那里看一看。深圳大学的校长张维教授盛情相邀去深圳。耳闻不如目见，我决定亲身去那里实地考察。
在厦门讲完学乘飞机到汕头时，正好是“五一”，罗列教授亲到机场接我，就住在他家里。说真的，汕头大学选定的校址确是景色宜人，为教授设计的每家200平方米的别墅庭院更是诱人，但我也立即感到，这里并非久居之地，交通闭塞，信息不灵，交流不便，学术难有发展。罗列是我北大时的老师，就以实相告。他亦能理解，并不见怪。
辞别汕头，我绕道广州，到了深圳，直奔那本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的深大。简陋而狭小的校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来访者络绎不断。没有料到，我在这里竟和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李泽厚等几位老熟人不期而遇。我执着张维校长的信，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王克来（校长办公室主任），一谈开，方知我们还是苏州老乡，他们都坦诚相见，劝我来深圳。那时，整个深圳，像样的还只有一条老街，只消半天就走完了全城，毫无引人之处。走出简陋的校舍往西不远，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红土，人烟稀少道路泥泞。但小平同志关于创立特区的设想，令人鼓舞，副校长罗征启介绍的深大发展规划，前景诱人。我虽然没有再去南头看看深大新校园，但深圳之行激发我产生了一种投身崭新事业的愿望，坚定了对未来的希望。回北京和汤一介一商量，很快答允张维校长，我们决定应聘深圳大学，参与创建中文系、研究所。
就这样决定了我新的命运，这年9月，张维校长带领我们这些从清华、北大、人大聘来创建系、所的学者李赋宁、乐黛云等约二十人来深大新校就任。从此，我就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事起头难。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飞快的速度还只是建成了一栋教学大楼，大片的荒地还未开发，整个后海湾尚显得荒凉。中秋那晚，从北大来的数位教师在月夜漫步，边走边说，忽然有人喟然长叹：怎么，又好像回到了鲤鱼洲！这一叹，叫人黯然神伤，回忆被带到了十多年前鄱阳湖畔被围垦的那块荒地上。那时一声令下，北大的教师被送到那里开荒种田，战天斗地自食其力，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想起鲤鱼洲，不由得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浮起一种失落感。确有好心人劝我勿来深圳。北大环境优美，最宜治学，当了教授，再做博士导师，写几本书，就进入最高境界，何必离开最高学府？这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来了深圳而丢弃了学术事业，这将是莫大的悲哀，会遗恨终生。
然而，移居深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激励自己亦能学术有成？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十年间我的学术生涯新增了活力，注进了新的血液，从而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我的主要著述约500万字，几乎都是在我来深圳以后出版问世的。这使不少友人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事在人为。要是有心，而且得法，在深圳这地方，仍然可以学术有成。事情都有两面。深圳的环境，对学术发展有不利的一面，却也有有利的一面，看你是否有心或是否善于掌握那有利的方面。改革开放为我们展示了美好前景，可以激发没有充分展开的学术热忱。崭新的大学创造了宽松广阔的学术环境，可以让人自由研究学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特区较为宽裕的待遇又为学者提供了小康之家的安定生活，不致为稻粱谋而弄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学者尚可静下心来，安居乐业，做上学问。
文化交流的扩大，拓展了学术视野，即使是文化研究，可做的课题甚多，大可不必在羊肠小道、独木小桥上你挤我推。
学术研究如果符合文化交流需要而为人称道，这本身就是令人高兴的事。当我把数十年读书所得的美学资料集编成《中国现代美学丛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数种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我本只是想把我在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时从北京、北大、南大等图书馆中查读到的难得资料分类整理，以供以后治学的参考，没有想到竟会引起港澳台学者的注意。港、澳、台一些同行告诉我，他们几乎都藏有我的著述，注视着我的学术动向，这使我感到欣慰。
三十年的封闭使我们长期不了解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我到深圳后，较早从香港学者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但仍感残缺不全。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我为文科主编西方文艺理论教科书，我从深圳去香港多次，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搜集了不少资料，得到了香港学者袁鹤翔、黄德伟以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教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数百万言的系列教材。其中，我和我的研究生张首映博士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1991年获得了全国四十年来首次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外国文学图书奖”。我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下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了数次，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2年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奖。
文化交流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展更广阔的道路。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坦率地告诉台湾和香港学者，我所著《文艺美学》的书名，就是受台湾著名学者王梦鸥的启发而题。还在70年代，我集中精力研究《红楼梦》时，就读过老一辈学者王梦鸥的红学著作，甚感敬佩。由此我又读了他的一本文艺评论小书，深感到他所说的文艺美学，实在应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我80年代初在中华美学学会全国美学大会上提出了发展文艺美学的设想，以区别于哲学美学，美学老人朱光潜和王朝闻都很赞同。接着，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首招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主编《文艺美学丛刊》，主持文艺美学研究会，为建设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尽了心。如今，眼看着我培养出来的文艺美学硕士，有的已提升为教授，有的已成为博士，他们所招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也是文艺美学，我怎能不感到欣慰！我的《文艺美学》一书的写作，虽开始于北大，但完成于深大。我在此书的前言中，特别说明了这一过程，以志纪念。
终于在深圳落地生根，成了深圳人。我的老伴、女儿都相继来了深圳。在这里，我除了研究、教学，还时常写些评论、随笔、散文，敦促自己面向深圳。承蒙深圳人不弃，选我为作家协会主席、美学学会会长、文联副主席、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使我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了解深圳，根也越扎越深。前不久，仍有友好劝我回北大去当博士生导师，还有一所著名大学邀我去当文学院院长。我感谢朋友的好意，但都婉言谢绝：我已不想离开深圳。
深深感激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许多友好，并不因为我离开了最高学府而厌弃我，仍然邀我参加不少学术会议，使我得以同国内外文化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被大家推举为全国西方文论教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会会长、文学学会副会长，被聘为好几种全国性文艺学术刊物的编委，使我能经常同国内外文化学术界进行交流，不致闭目塞听、故步自封。
也许是幸运，本来以为只有名校教授们才能得到的荣誉，竟不期然地降临。去年（1992年），国务院颁予我国家突出贡献证书，英国剑桥大学授予我“20世纪卓越成就奖”，而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则给了我“最近十年杰出成就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希望我在深圳仍能发挥我的学术优势，鼓励我和华南地区著名学者联合，为华南增设文艺学博士课程多作出贡献。若果能如此，将能吸引港澳台、东南亚及华南的青年学子来归广深，攻读文艺学博士，扩大文化学术交流。为华南作一贡献，当为之一搏。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与不成，处之泰然。我关注的仍将是特区的文化教育。
国庆前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终于通过了我的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资格，明年，我将开始负起培养文艺学博士生的责任，为文艺美学和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作更大的努力。十年辛苦不寻常，眼看深大在长成。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这是咱们深圳人自己的大学，大家都为之付出了心血。眼看十年前的荒滩野岭，如今已是郁郁葱葱，一群群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怎能不欢欣鼓舞！新的一代在成长，发展道路更宽广。有献身公务、服务社会的，也有经商发达、出国开拓的，我都为之高兴、祝福。也有学业有成、继续深造的，有志于学术事业，我为学术界庆幸，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江海后浪推前浪，岁月匆忙不饶人。在这不断流动、颇有活力的特区天地里，希望属于年轻人。但我们这些进入老年行列的人，恐亦不能松懈，尚需继续努力，免得将来愧对余年。终老深圳须勤奋，唱晚岭南应无悔。
以此自勉，亦以自慰。
国内外都有些熟识的学者问及：这番历程，什么滋味？有何感受？懊悔了吗？我说：一言难尽，却不懊悔。
这得从头说起。
我这大半生，经历了三段生涯。18岁之前，三四十年代都在江南水乡度过，足迹不出太湖流域，五十年代第三秋，我从苏州到了北京，从此久居燕园，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我入“知天命”之年来到特区深圳，将在这里度过最后一段人生。
人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蛰居北大校园三十年，却一直不能适应京都的气候。本可在燕园安居乐业，不料我却对北京秋季过敏，患了中医所说的“枯草热”。在这北京最美好的季节，我却病魔缠身，无法教书写作。去协和医院治了十多年，苏州老乡叶世泰教授最后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衷心劝告，不妨尝试，移地而居，说不定会不治而愈，亦未可知。
于是，我渐生南移之心。南京大学、苏州大学邀我回家乡，为争设文艺学博士（点）而共同奋斗。浙江大学数次来邀去杭州创办中文系，我也真想落叶归根，重返江南。但在数个秋天发病季节回到苏杭，试了几次枯草热均未见消退，着实令人沮丧。欲回天堂已无路，纵有老家归不得，只好叹息。
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秋我飞越长江流域去厦门参加学术会议，一下飞机，昏沉沉的头脑突然感到一阵清新。是不是海滨能治愈我的枯草热？心底猛然浮起了一线希望。
恰好，1984年春节，正在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来北大，劝我去那里看一看。深圳大学的校长张维教授盛情相邀去深圳。耳闻不如目见，我决定亲身去那里实地考察。
在厦门讲完学乘飞机到汕头时，正好是“五一”，罗列教授亲到机场接我，就住在他家里。说真的，汕头大学选定的校址确是景色宜人，为教授设计的每家200平方米的别墅庭院更是诱人，但我也立即感到，这里并非久居之地，交通闭塞，信息不灵，交流不便，学术难有发展。罗列是我北大时的老师，就以实相告。他亦能理解，并不见怪。
辞别汕头，我绕道广州，到了深圳，直奔那本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的深大。简陋而狭小的校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来访者络绎不断。没有料到，我在这里竟和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李泽厚等几位老熟人不期而遇。我执着张维校长的信，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王克来（校长办公室主任），一谈开，方知我们还是苏州老乡，他们都坦诚相见，劝我来深圳。那时，整个深圳，像样的还只有一条老街，只消半天就走完了全城，毫无引人之处。走出简陋的校舍往西不远，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红土，人烟稀少道路泥泞。但小平同志关于创立特区的设想，令人鼓舞，副校长罗征启介绍的深大发展规划，前景诱人。我虽然没有再去南头看看深大新校园，但深圳之行激发我产生了一种投身崭新事业的愿望，坚定了对未来的希望。回北京和汤一介一商量，很快答允张维校长，我们决定应聘深圳大学，参与创建中文系、研究所。
就这样决定了我新的命运，这年9月，张维校长带领我们这些从清华、北大、人大聘来创建系、所的学者李赋宁、乐黛云等约二十人来深大新校就任。从此，我就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事起头难。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飞快的速度还只是建成了一栋教学大楼，大片的荒地还未开发，整个后海湾尚显得荒凉。中秋那晚，从北大来的数位教师在月夜漫步，边走边说，忽然有人喟然长叹：怎么，又好像回到了鲤鱼洲！这一叹，叫人黯然神伤，回忆被带到了十多年前鄱阳湖畔被围垦的那块荒地上。那时一声令下，北大的教师被送到那里开荒种田，战天斗地自食其力，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想起鲤鱼洲，不由得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浮起一种失落感。确有好心人劝我勿来深圳。北大环境优美，最宜治学，当了教授，再做博士导师，写几本书，就进入最高境界，何必离开最高学府？这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来了深圳而丢弃了学术事业，这将是莫大的悲哀，会遗恨终生。
然而，移居深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激励自己亦能学术有成？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改革开放十年间我的学术生涯新增了活力，注进了新的血液，从而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我的主要著述约500万字，几乎都是在我来深圳以后出版问世的。这使不少友人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事在人为。要是有心，而且得法，在深圳这地方，仍然可以学术有成。事情都有两面。深圳的环境，对学术发展有不利的一面，却也有有利的一面，看你是否有心或是否善于掌握那有利的方面。改革开放为我们展示了美好前景，可以激发没有充分展开的学术热忱。崭新的大学创造了宽松广阔的学术环境，可以让人自由研究学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特区较为宽裕的待遇又为学者提供了小康之家的安定生活，不致为稻粱谋而弄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学者尚可静下心来，安居乐业，做上学问。
文化交流的扩大，拓展了学术视野，即使是文化研究，可做的课题甚多，大可不必在羊肠小道、独木小桥上你挤我推。
学术研究如果符合文化交流需要而为人称道，这本身就是令人高兴的事。当我把数十年读书所得的美学资料集编成《中国现代美学丛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数种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我本只是想把我在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时从北京、北大、南大等图书馆中查读到的难得资料分类整理，以供以后治学的参考，没有想到竟会引起港澳台学者的注意。港、澳、台一些同行告诉我，他们几乎都藏有我的著述，注视着我的学术动向，这使我感到欣慰。
三十年的封闭使我们长期不了解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我到深圳后，较早从香港学者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但仍感残缺不全。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我为文科主编西方文艺理论教科书，我从深圳去香港多次，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搜集了不少资料，得到了香港学者袁鹤翔、黄德伟以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教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数百万言的系列教材。其中，我和我的研究生张首映博士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1991年获得了全国四十年来首次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外国文学图书奖”。我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下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了数次，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2年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奖。
文化交流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展更广阔的道路。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坦率地告诉台湾和香港学者，我所著《文艺美学》的书名，就是受台湾著名学者王梦鸥的启发而题。还在70年代，我集中精力研究《红楼梦》时，就读过老一辈学者王梦鸥的红学著作，甚感敬佩。由此我又读了他的一本文艺评论小书，深感到他所说的文艺美学，实在应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我80年代初在中华美学学会全国美学大会上提出了发展文艺美学的设想，以区别于哲学美学，美学老人朱光潜和王朝闻都很赞同。接着，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首招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主编《文艺美学丛刊》，主持文艺美学研究会，为建设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尽了心。如今，眼看着我培养出来的文艺美学硕士，有的已提升为教授，有的已成为博士，他们所招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也是文艺美学，我怎能不感到欣慰！我的《文艺美学》一书的写作，虽开始于北大，但完成于深大。我在此书的前言中，特别说明了这一过程，以志纪念。
终于在深圳落地生根，成了深圳人。我的老伴、女儿都相继来了深圳。在这里，我除了研究、教学，还时常写些评论、随笔、散文，敦促自己面向深圳。承蒙深圳人不弃，选我为作家协会主席、美学学会会长、文联副主席、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使我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了解深圳，根也越扎越深。前不久，仍有友好劝我回北大去当博士生导师，还有一所著名大学邀我去当文学院院长。我感谢朋友的好意，但都婉言谢绝：我已不想离开深圳。
深深感激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许多友好，并不因为我离开了最高学府而厌弃我，仍然邀我参加不少学术会议，使我得以同国内外文化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被大家推举为全国西方文论教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会会长、文学学会副会长，被聘为好几种全国性文艺学术刊物的编委，使我能经常同国内外文化学术界进行交流，不致闭目塞听、故步自封。
也许是幸运，本来以为只有名校教授们才能得到的荣誉，竟不期然地降临。去年（1992年），国务院颁予我国家突出贡献证书，英国剑桥大学授予我“20世纪卓越成就奖”，而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则给了我“最近十年杰出成就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希望我在深圳仍能发挥我的学术优势，鼓励我和华南地区著名学者联合，为华南增设文艺学博士课程多作出贡献。若果能如此，将能吸引港澳台、东南亚及华南的青年学子来归广深，攻读文艺学博士，扩大文化学术交流。为华南作一贡献，当为之一搏。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与不成，处之泰然。我关注的仍将是特区的文化教育。
国庆前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终于通过了我的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资格，明年，我将开始负起培养文艺学博士生的责任，为文艺美学和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作更大的努力。十年辛苦不寻常，眼看深大在长成。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这是咱们深圳人自己的大学，大家都为之付出了心血。眼看十年前的荒滩野岭，如今已是郁郁葱葱，一群群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怎能不欢欣鼓舞！新的一代在成长，发展道路更宽广。有献身公务、服务社会的，也有经商发达、出国开拓的，我都为之高兴、祝福。也有学业有成、继续深造的，有志于学术事业，我为学术界庆幸，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江海后浪推前浪，岁月匆忙不饶人。在这不断流动、颇有活力的特区天地里，希望属于年轻人。但我们这些进入老年行列的人，恐亦不能松懈，尚需继续努力，免得将来愧对余年。终老深圳须勤奋，唱晚岭南应无悔。
以此自勉，亦以自慰。
（选自《胡经之文丛》，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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