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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日”税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宗强制执行的涉外偷抗税案
作者：何锐军、李优虎、舒娜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2-03 人已围观
1997年8月18日上午10时，拍卖师木槌落下，随着一声“2.6亿元，成交！”，历时四载、案值过亿元、轰动海内外的全国第一宗强制执行的涉外偷抗税案——“宝日”税案——终于成功查处，以宝日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封财产、拍卖成交而尘埃落定。
在此之前，国内涉外的偷抗税案时有发生，但还没有对案值这么大的涉外企业进行过税务强制执行。这是一起首次由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拍卖抵缴税款的典型案例，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宗强制执行的涉外偷抗税案。对于外国投资者视为热土的特区深圳，“宝日”税案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被评为“1997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我时任深圳市地税稽查局局长，也是“宝日”税案综合调查组成员和行动组组长，全程参与处理了这一大案，很多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宝日”税案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一家名为日本安乐开发株式会社的公司来深圳寻找高尔夫投资机会，选定了深圳宝安县城建发展总公司作为中方合作伙伴。双方决定在深圳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宝安宝日高尔夫球娱乐观光有限公司，合作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出任，总经理由日方出任，合作共建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和配套设施，按税后利润对半分成。日方负责组织发展会员和外国游客，会员享受宝日公司的一切设施和所有优惠条件。宝日球场开业半年后，原宝安县税务局直属税务所发现该公司日方合作者在境外招收会员，会员费未汇入公司作为营业收入，也未按规定申报纳税，通知宝日公司及其日方提供在境外发展会员的全部资料，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宝日公司并没有回应。宝安县税务分局于是对宝日公司进行税务检查，证实该公司在境外发展会员、收取的会员费没有汇入公司作为营业收入，也没有按有关规定申报纳税的事实。宝安县税务分局将这一情况书面向市税务局请示，市税务局明确批复，在境外发展会员收取的会费要全额作为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宝安县税务分局将这一批复转发给税务所，并抄送给宝日公司。
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国地税分家以后，该案转到地税局宝安分局（以下简称宝安分局）继续调查。宝安分局向宝日公司发出通知，指出宝日公司收取的会员费和保证金没有申报纳税，要求补纳税款，但宝日公司对此不予理会，拒不缴纳税款。
1994年年底，时任宝安分局副局长罗金水向市地税局汇报“宝日”税案后，市局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一个由市局主要领导挂帅、连同市局法律事务组成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指定由稽查分局牵头负责开展对宝日税案进行查处。在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有关领导对大家提了一个最简短也是最难的要求，那就是“证据！证据！证据！”。
稽查分局接到任务后，迅速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内部评估，认为这个案件涉及境外，征税依据获取很难，国内也没有相关经验借鉴，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经过研究，我们制订了周密的工作计划，指定由副局长邓雄坚负责，稽查四科专职办理此案。会上，我也对办案人员提出要求，一定要按照税法依法办案，用事实和证据将案件办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铁案”。
1995年8月15日，稽查分局正式对宝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随后，我们首次到宝日公司宣传税法，口头通知宝日公司提供在境外发展的会员资料，但宝日公司置之不理，我们只好就此正式发函。宝日公司董事总经理小林正和复函辩称，境外会员收入为日方单方面行为，境外会员费收入不应作为公司营业收入纳税，市税务局批复的内部文件不能作为纳税依据，日方在招收会员方面不应受中国税务部门管辖等等，继续拒绝提供资料。对此，我们引用税法予以驳斥，并报告给市地税局主要领导。为慎重起见，市地税局专门发函向国家税务总局请示，明确了宝日公司外方合作者收取的境外会员费应作为宝日公司的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并取得国家税务总局的正式批复。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做出了权威解释，但宝日公司仍拒不执行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声称“总局的批复行为超越了其职能管理权限，违背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合作合同’条款精神，侵害了日方投资者财产所有权”。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主动上门做工作，宣讲国家税法，讲解其他球场会员费税费征管情况。那一阵，税务人员可谓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苦口婆心地动员宝日公司按税法规定补缴税款。但宝日公司采取拒见税务人员的态度，把税务机关的好心看成软弱，对政府的秉公执法置若罔闻。我们意识到，如果全部纳税人都是如此，就根本无法征收税款，国家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法律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在此之前，国内涉外的偷抗税案时有发生，但还没有对案值这么大的涉外企业进行过税务强制执行。这是一起首次由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拍卖抵缴税款的典型案例，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宗强制执行的涉外偷抗税案。对于外国投资者视为热土的特区深圳，“宝日”税案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被评为“1997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我时任深圳市地税稽查局局长，也是“宝日”税案综合调查组成员和行动组组长，全程参与处理了这一大案，很多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宝日”税案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一家名为日本安乐开发株式会社的公司来深圳寻找高尔夫投资机会，选定了深圳宝安县城建发展总公司作为中方合作伙伴。双方决定在深圳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宝安宝日高尔夫球娱乐观光有限公司，合作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出任，总经理由日方出任，合作共建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和配套设施，按税后利润对半分成。日方负责组织发展会员和外国游客，会员享受宝日公司的一切设施和所有优惠条件。宝日球场开业半年后，原宝安县税务局直属税务所发现该公司日方合作者在境外招收会员，会员费未汇入公司作为营业收入，也未按规定申报纳税，通知宝日公司及其日方提供在境外发展会员的全部资料，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宝日公司并没有回应。宝安县税务分局于是对宝日公司进行税务检查，证实该公司在境外发展会员、收取的会员费没有汇入公司作为营业收入，也没有按有关规定申报纳税的事实。宝安县税务分局将这一情况书面向市税务局请示，市税务局明确批复，在境外发展会员收取的会费要全额作为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宝安县税务分局将这一批复转发给税务所，并抄送给宝日公司。
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国地税分家以后，该案转到地税局宝安分局（以下简称宝安分局）继续调查。宝安分局向宝日公司发出通知，指出宝日公司收取的会员费和保证金没有申报纳税，要求补纳税款，但宝日公司对此不予理会，拒不缴纳税款。
1994年年底，时任宝安分局副局长罗金水向市地税局汇报“宝日”税案后，市局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一个由市局主要领导挂帅、连同市局法律事务组成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指定由稽查分局牵头负责开展对宝日税案进行查处。在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有关领导对大家提了一个最简短也是最难的要求，那就是“证据！证据！证据！”。
稽查分局接到任务后，迅速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内部评估，认为这个案件涉及境外，征税依据获取很难，国内也没有相关经验借鉴，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经过研究，我们制订了周密的工作计划，指定由副局长邓雄坚负责，稽查四科专职办理此案。会上，我也对办案人员提出要求，一定要按照税法依法办案，用事实和证据将案件办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铁案”。
1995年8月15日，稽查分局正式对宝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随后，我们首次到宝日公司宣传税法，口头通知宝日公司提供在境外发展的会员资料，但宝日公司置之不理，我们只好就此正式发函。宝日公司董事总经理小林正和复函辩称，境外会员收入为日方单方面行为，境外会员费收入不应作为公司营业收入纳税，市税务局批复的内部文件不能作为纳税依据，日方在招收会员方面不应受中国税务部门管辖等等，继续拒绝提供资料。对此，我们引用税法予以驳斥，并报告给市地税局主要领导。为慎重起见，市地税局专门发函向国家税务总局请示，明确了宝日公司外方合作者收取的境外会员费应作为宝日公司的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并取得国家税务总局的正式批复。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做出了权威解释，但宝日公司仍拒不执行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声称“总局的批复行为超越了其职能管理权限，违背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合作合同’条款精神，侵害了日方投资者财产所有权”。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主动上门做工作，宣讲国家税法，讲解其他球场会员费税费征管情况。那一阵，税务人员可谓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苦口婆心地动员宝日公司按税法规定补缴税款。但宝日公司采取拒见税务人员的态度，把税务机关的好心看成软弱，对政府的秉公执法置若罔闻。我们意识到，如果全部纳税人都是如此，就根本无法征收税款，国家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法律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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