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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尘书事成云烟 姜 威
作者：周立民, 陆其美 来源： 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4-12-23 人已围观
我1991年春节后来深圳，提一个大帆布箱子和两个小提包，里面除生活必备用品外，最有分量的是一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的《辞源》修订本四卷本，一本上海辞书197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以及八九本岳麓版的周作人文集。我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天津转车，一路到深圳花了近60个小时，连个硬座也没有，硬是把这一堆书扛到了目的地。我讲这段经历的意思是想证明我当时还是一个傻乎乎的爱书人，访书和读书都上着瘾。
瘾是病字旁，望文生义也知道不是正常人干的事。我的经验是，玩书这种瘾，跟吸毒一样，陷进去就很难自拔。“路啊路，飘满红罂粟”，玩书的路也正是“飘满红罂粟”的旅程。
街边杂货店
且说我当年下了火车，走路有点顺拐，原因是内裤里缝了个兜儿，硬邦邦地揣着2000元钱。掏出170多元买了辆自行车，剩下的可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钱了。但是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眼睛一亮，看见了一套港版影印本《金瓶梅》，紫花封面，书前还有张竹坡的序，心情的激动，只有和我有过同样玩书经历的同道才能体会。那个时候，对像我这样半生不熟的玩书人来说，《金瓶梅》就是一块心病，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虽然眼前这个版本有点来路不正，可是慰情聊胜于无，何况又是未曾删节的全本，如不立即买下简直伤天害理。你看，人要是上了什么瘾，冒起傻气来是没有道理好讲的。此前，故乡的书店已被我搞得滚瓜烂熟；此后，骑着单车访求深圳的书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日课。回想访书的经历，就像一部小说的名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虽近乎前尘梦影，总还有些印象较深的情节，可以粗略地说说。
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它们遍地开花，牌子很大，特色不彰，更谈不上什么服务。就像去百货商场买衣服，又像去菜市场买白菜萝卜。特点是大而全，书的陈列显得杂乱无章，显然缺乏精心的管理筹划和布局谋篇。
老街那一家，地处黄金地段，就在麦当劳斜对面，每天拉起卷闸门，一条长案向内延伸，显眼处摆着一大堆皇历，而不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从中可见本地人到书店购求的重点。大间里面套个小间，其中摆放的多是生活类小册子。这家书店我是去得比较多的，因为它是特区内最大最中心的书店，毕竟新书进得及时。
红岭路一家，门面略小，新书进得也不及时，但里面有一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古籍版的文史类书，一仍原价，我还是颇有斩获。1978年版的《诗人玉屑》，两卷本，才1元6角；1985年版的阿英《小说闲谈四种》，精装一大本，5元5角。这些书是我在红岭路新华书店捡到的最大便宜。
华强南路一家，属于大路货一类，几乎让人无忆可回。
当时在上步一带，还有一家图书贸易中心，好像也是新华书店性质，具体地点已想不起来了，这里时或可见一些有意思的书。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上下卷，我就是在这里买到的，是中华书局1985年版，4元8角5分。与上面提到的《诗人玉屑》相比，《广东新语》的品相和印张几乎完全相同，晚出版了7年，价格就涨了超过两倍。
特色书店
特色书店总是有出其不意的地方，让读书人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家：
深圳书店。这家书店就在老街新华书店隔壁的二楼，架上陈列大量的外文原版和港台繁体字版书，后者我认得上面的字却不喜欢里面的内容，因为八成以上是烹调、服装、气功、养生、算命、栽花、遛鸟一路。去得勤些，偶尔也能碰上好东西，台湾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香港上海书局1979年版的64开精装《堂吉诃德》上下册，就是在这家书店“妙手偶得之”的。
博雅艺术公司。这个有大名的艺术公司汇聚了大量艺术书籍，当时就在深圳书店的隔壁。相对来说，本人对这家公司的贡献是最大的，因为这里的书最贵。1992年我在这家书店见到港版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一函两巨册，精美异常，可惜太贵，去了无数次，在这套书前逡巡，最终也没忍心下手。好在一个意外之喜冲淡了这个遗憾，我在摊在案上的一大堆旧书里，淘出了一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膜拜的年龄》，其中收有我写的一篇情色文化随笔《猥语疏记》。这本书我只有出版社送的一本样书，南来前就已送给友人。在博雅偶然得之，不亦乐乎！2000年我将此书赠送祝勇兄，我的这篇文章又被他收进《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国读书随笔菁华》一书中，2001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沈浩波有一语云：“这件事，足以让我这种鸟人乐上好一阵子。”我的得意与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若合符契。
深圳图书馆书店。这家书店设在图书馆的大厅里，空气流通不大好，每次淘书都弄得一身臭汗。不过图书馆书店总是有些好书让人惊喜的。后来这家书店扩大了规模，在院子里搞了一个长廊，摆了好长好长一溜书，逛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这里买了一套盗印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集，还有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从1978年到1986年陆续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丛书中的几十本。
黄金书屋。黄金书屋是一家私营书店，在图书馆对面，好像是二楼。记得第一次去是下午4点多，夕阳透过窗子抹进来，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忧郁状。这家书屋有不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人物的著作，我陆续买了不少，其中包括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购书后店家在扉页上印上菱形书印，上刻“黄金屋藏书”字样。黄金书屋的书品虽然相当不错，但我却很不喜欢“黄金屋”这个名字，觉得它冲淡了书香。当年这家书屋的主人好像还在《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跟人打了一阵笔墨官司，话题是什么早就忘记了，也算20世纪本城一段文化逸闻吧。
愚仁书社。愚仁书社的主人王晓民是我的熟人，他无疑是懂书的。书社开在深圳大学附近，后来又进驻岁宝百货的柜台。这家书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书香味道很浓，卖的都是精品，遗憾的是规模嫌小，不过瘾。1996年，我与朋友合伙策划出版了《博尔赫斯文集》《彼得堡》《复活的圣火》《心香泪酒祭吴宓》等书，曾想委托王晓民包销一部分，后来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没谈成。不过，对于王晓民和他经营的书店，我一直是很佩服的。
最难忘的书店
语云：读书有益，开卷便佳。所谓最难忘的书店，当然就是我受益最大的书店。积我在深圳逛了八九年书店的经验，这样的书店只有两家。
一是位于人民南路海丰苑的古籍书店。曾见刘申宁兄不久前发表在《文化广场》上的一篇文字，就是追忆在这家书店访书的经历，写得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可知对这家书店念兹在兹的大有人在。古籍书店的负责人姓于，据说是琉璃厂出身，事实上确是懂书的行家。我隔三差五就和书蠹大侠结伴前往，老于和大侠熟识，每次都拿出一些好书让我们开眼。对上瘾很深的书蠹来说，衡量一家好书店的标准，首先是有一个懂书的行家，这样就能保证货源和质量；其次是这个行家要懂他的客人，三言两语就能摸清客人嗜好的路数，从而对症下药，双方皆大欢喜。这两条标准，古籍书店庶几近之。无论经理和店员，见了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推荐一些书目，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结果是，我们在这家书店，几乎买了成吨的书，每次都打好几大包，存在店里，再求有车的朋友来拉回家去。后来，书城开张，古籍书店成了其中一个柜台，访书的乐趣，戛然而止了。
另一家难忘的书店是《深圳商报》的读者服务部。店主姓薛，三联书店出身，店址在上海宾馆内，门面很小，风光无限，因为架上都是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精品。对三联书店的书，我情有独钟，它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艰涩，没有中华中局那样古奥，装帧简单至极，品格大气到顶。不论是厚厚的精装巨帙，还是薄薄的小册子，捧在手里，都觉得沉甸甸的，有一种由衷的信任感。查1992年日记，我每星期都要到这家书店三次以上，可见它对我的吸引力之大。可能是房租杂费太高的缘故吧，这家书店维持的时间不长，后来移址再开，换了主人，去了一次，感觉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终于怅然而返。
“书读完了”
这句话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某期《读书》杂志。21世纪的某天，我走进书城，望着铺天盖地的书和熙熙攘攘的人，一种荒诞感蓦地在心里大片大片地洇开，脑子里突然浮上这句话：“书读完了！”就在这一刻，我的书瘾不治而愈。如果一定要深挖一下思想根源的话，当然也可以总结两句。我觉得，书瘾是物资和资讯都相对匮乏时代的产物。遥想当年，书籍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技术上，由于没有现代化科技的支撑，生产过程显得十分繁复艰难，而工艺的华严灿烂正寓于这繁复艰难之中；在内容上，由于受到种种钳制和枷锁，闪光的思想难得充沛于纸间墨上。所以，无价之宝易得，一本好书难求。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了书痴，萌生了书瘾，发生了访书藏书的乐趣。对书痴来说，访书的乐趣高于一切快感。仿佛一个饿汉，在石头堆里寻寻觅觅，突然发现了一个土豆，喜何如之？继续寻寻觅觅，突然找到了一个烤得糊香糊香的土豆，何乐可比？功夫再下得深些，搬开满山乱石，如果石缝里藏着一只叫花鸡，烧得骨软肉烂，那是怎样一种快感啊！
如今，出一本书就跟抽一袋烟一样容易，只要你有钱，随时可以把你历年写的垃圾文字出一本书。就像把烂土豆外皮抹一层口红，混在苹果堆里。被败坏了胃口的人，连那堆真苹果也不敢碰了，何况那堆苹果多半是干巴巴的牙碜货。书，越来越和一般的商品如茶叶糖果没什么区别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用华丽夸张的包装掩盖内里的贫乏丑陋。眼下的书，连同写书的人，旁及卖书的店，已刺激不出我哪怕一点点类似当年的激情，我只觉得他们喧嚣，闹得慌。就这样，我权把书城厕所的盥洗盆当作金盆，洗了洗手，为我二十年的书痴生涯画了一个粗糙的句号。
正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何当共剪西窗烛，君问归期未有期。
瘾是病字旁，望文生义也知道不是正常人干的事。我的经验是，玩书这种瘾，跟吸毒一样，陷进去就很难自拔。“路啊路，飘满红罂粟”，玩书的路也正是“飘满红罂粟”的旅程。
街边杂货店
且说我当年下了火车，走路有点顺拐，原因是内裤里缝了个兜儿，硬邦邦地揣着2000元钱。掏出170多元买了辆自行车，剩下的可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钱了。但是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我眼睛一亮，看见了一套港版影印本《金瓶梅》，紫花封面，书前还有张竹坡的序，心情的激动，只有和我有过同样玩书经历的同道才能体会。那个时候，对像我这样半生不熟的玩书人来说，《金瓶梅》就是一块心病，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虽然眼前这个版本有点来路不正，可是慰情聊胜于无，何况又是未曾删节的全本，如不立即买下简直伤天害理。你看，人要是上了什么瘾，冒起傻气来是没有道理好讲的。此前，故乡的书店已被我搞得滚瓜烂熟；此后，骑着单车访求深圳的书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日课。回想访书的经历，就像一部小说的名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虽近乎前尘梦影，总还有些印象较深的情节，可以粗略地说说。
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它们遍地开花，牌子很大，特色不彰，更谈不上什么服务。就像去百货商场买衣服，又像去菜市场买白菜萝卜。特点是大而全，书的陈列显得杂乱无章，显然缺乏精心的管理筹划和布局谋篇。
老街那一家，地处黄金地段，就在麦当劳斜对面，每天拉起卷闸门，一条长案向内延伸，显眼处摆着一大堆皇历，而不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从中可见本地人到书店购求的重点。大间里面套个小间，其中摆放的多是生活类小册子。这家书店我是去得比较多的，因为它是特区内最大最中心的书店，毕竟新书进得及时。
红岭路一家，门面略小，新书进得也不及时，但里面有一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古籍版的文史类书，一仍原价，我还是颇有斩获。1978年版的《诗人玉屑》，两卷本，才1元6角；1985年版的阿英《小说闲谈四种》，精装一大本，5元5角。这些书是我在红岭路新华书店捡到的最大便宜。
华强南路一家，属于大路货一类，几乎让人无忆可回。
当时在上步一带，还有一家图书贸易中心，好像也是新华书店性质，具体地点已想不起来了，这里时或可见一些有意思的书。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上下卷，我就是在这里买到的，是中华书局1985年版，4元8角5分。与上面提到的《诗人玉屑》相比，《广东新语》的品相和印张几乎完全相同，晚出版了7年，价格就涨了超过两倍。
特色书店
特色书店总是有出其不意的地方，让读书人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家：
深圳书店。这家书店就在老街新华书店隔壁的二楼，架上陈列大量的外文原版和港台繁体字版书，后者我认得上面的字却不喜欢里面的内容，因为八成以上是烹调、服装、气功、养生、算命、栽花、遛鸟一路。去得勤些，偶尔也能碰上好东西，台湾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香港上海书局1979年版的64开精装《堂吉诃德》上下册，就是在这家书店“妙手偶得之”的。
博雅艺术公司。这个有大名的艺术公司汇聚了大量艺术书籍，当时就在深圳书店的隔壁。相对来说，本人对这家公司的贡献是最大的，因为这里的书最贵。1992年我在这家书店见到港版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一函两巨册，精美异常，可惜太贵，去了无数次，在这套书前逡巡，最终也没忍心下手。好在一个意外之喜冲淡了这个遗憾，我在摊在案上的一大堆旧书里，淘出了一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膜拜的年龄》，其中收有我写的一篇情色文化随笔《猥语疏记》。这本书我只有出版社送的一本样书，南来前就已送给友人。在博雅偶然得之，不亦乐乎！2000年我将此书赠送祝勇兄，我的这篇文章又被他收进《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国读书随笔菁华》一书中，2001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沈浩波有一语云：“这件事，足以让我这种鸟人乐上好一阵子。”我的得意与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若合符契。
深圳图书馆书店。这家书店设在图书馆的大厅里，空气流通不大好，每次淘书都弄得一身臭汗。不过图书馆书店总是有些好书让人惊喜的。后来这家书店扩大了规模，在院子里搞了一个长廊，摆了好长好长一溜书，逛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这里买了一套盗印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集，还有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从1978年到1986年陆续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丛书中的几十本。
黄金书屋。黄金书屋是一家私营书店，在图书馆对面，好像是二楼。记得第一次去是下午4点多，夕阳透过窗子抹进来，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忧郁状。这家书屋有不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人物的著作，我陆续买了不少，其中包括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购书后店家在扉页上印上菱形书印，上刻“黄金屋藏书”字样。黄金书屋的书品虽然相当不错，但我却很不喜欢“黄金屋”这个名字，觉得它冲淡了书香。当年这家书屋的主人好像还在《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跟人打了一阵笔墨官司，话题是什么早就忘记了，也算20世纪本城一段文化逸闻吧。
愚仁书社。愚仁书社的主人王晓民是我的熟人，他无疑是懂书的。书社开在深圳大学附近，后来又进驻岁宝百货的柜台。这家书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书香味道很浓，卖的都是精品，遗憾的是规模嫌小，不过瘾。1996年，我与朋友合伙策划出版了《博尔赫斯文集》《彼得堡》《复活的圣火》《心香泪酒祭吴宓》等书，曾想委托王晓民包销一部分，后来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没谈成。不过，对于王晓民和他经营的书店，我一直是很佩服的。
最难忘的书店
语云：读书有益，开卷便佳。所谓最难忘的书店，当然就是我受益最大的书店。积我在深圳逛了八九年书店的经验，这样的书店只有两家。
一是位于人民南路海丰苑的古籍书店。曾见刘申宁兄不久前发表在《文化广场》上的一篇文字，就是追忆在这家书店访书的经历，写得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可知对这家书店念兹在兹的大有人在。古籍书店的负责人姓于，据说是琉璃厂出身，事实上确是懂书的行家。我隔三差五就和书蠹大侠结伴前往，老于和大侠熟识，每次都拿出一些好书让我们开眼。对上瘾很深的书蠹来说，衡量一家好书店的标准，首先是有一个懂书的行家，这样就能保证货源和质量；其次是这个行家要懂他的客人，三言两语就能摸清客人嗜好的路数，从而对症下药，双方皆大欢喜。这两条标准，古籍书店庶几近之。无论经理和店员，见了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推荐一些书目，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结果是，我们在这家书店，几乎买了成吨的书，每次都打好几大包，存在店里，再求有车的朋友来拉回家去。后来，书城开张，古籍书店成了其中一个柜台，访书的乐趣，戛然而止了。
另一家难忘的书店是《深圳商报》的读者服务部。店主姓薛，三联书店出身，店址在上海宾馆内，门面很小，风光无限，因为架上都是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精品。对三联书店的书，我情有独钟，它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艰涩，没有中华中局那样古奥，装帧简单至极，品格大气到顶。不论是厚厚的精装巨帙，还是薄薄的小册子，捧在手里，都觉得沉甸甸的，有一种由衷的信任感。查1992年日记，我每星期都要到这家书店三次以上，可见它对我的吸引力之大。可能是房租杂费太高的缘故吧，这家书店维持的时间不长，后来移址再开，换了主人，去了一次，感觉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终于怅然而返。
“书读完了”
这句话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某期《读书》杂志。21世纪的某天，我走进书城，望着铺天盖地的书和熙熙攘攘的人，一种荒诞感蓦地在心里大片大片地洇开，脑子里突然浮上这句话：“书读完了！”就在这一刻，我的书瘾不治而愈。如果一定要深挖一下思想根源的话，当然也可以总结两句。我觉得，书瘾是物资和资讯都相对匮乏时代的产物。遥想当年，书籍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技术上，由于没有现代化科技的支撑，生产过程显得十分繁复艰难，而工艺的华严灿烂正寓于这繁复艰难之中；在内容上，由于受到种种钳制和枷锁，闪光的思想难得充沛于纸间墨上。所以，无价之宝易得，一本好书难求。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了书痴，萌生了书瘾，发生了访书藏书的乐趣。对书痴来说，访书的乐趣高于一切快感。仿佛一个饿汉，在石头堆里寻寻觅觅，突然发现了一个土豆，喜何如之？继续寻寻觅觅，突然找到了一个烤得糊香糊香的土豆，何乐可比？功夫再下得深些，搬开满山乱石，如果石缝里藏着一只叫花鸡，烧得骨软肉烂，那是怎样一种快感啊！
如今，出一本书就跟抽一袋烟一样容易，只要你有钱，随时可以把你历年写的垃圾文字出一本书。就像把烂土豆外皮抹一层口红，混在苹果堆里。被败坏了胃口的人，连那堆真苹果也不敢碰了，何况那堆苹果多半是干巴巴的牙碜货。书，越来越和一般的商品如茶叶糖果没什么区别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用华丽夸张的包装掩盖内里的贫乏丑陋。眼下的书，连同写书的人，旁及卖书的店，已刺激不出我哪怕一点点类似当年的激情，我只觉得他们喧嚣，闹得慌。就这样，我权把书城厕所的盥洗盆当作金盆，洗了洗手，为我二十年的书痴生涯画了一个粗糙的句号。
正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何当共剪西窗烛，君问归期未有期。
（选自《深圳晚报·阅读地带》200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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