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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丰模式”：中国农村股份制改造第一村
作者：潘强恩、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12 人已围观
1984年，深圳市宝安县沙井乡的万丰村，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万丰股份公司，由部分党员带头，每人投资5000元入股，村民效仿，共62户筹集资金25万元，建立起村级股份企业——万丰股份公司，开创了农村“按股分红”的先河，引发了中国农村的一次变革。
我是万丰村人，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亲自推动和实行了村里的股份制改造。万丰村股份制改造，被称为“共产主义股份制”“共有制”模式，简称“万丰模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国内外，曾引起学术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回想万丰股份制改造的发展历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开招股，成立股份制公司。这是从1984年开始的。由于当时国家银根缩紧，而我们正值大办实业的关口上。怎么办？我们根据群众资金积蓄的情况，采取集资的办法，把群众闲散的资金转向发展生产上来，这样，既可以减少对银行的依赖，减轻企业负债，又可以使群众手上的资金由消费转向生产，增强群众的投资意识，像滚雪球一样进行资本积累。第二阶段是发行内部股票。1985年，我们将公司所属的实用、新星两家工厂折价600万元，公司保留300万股，面向全村发行内部股票300万股，由村里群众认购，回笼资金300万元。这既解决了企业资金来源，增强了企业活力，又使对企业关心的人增多，做到有风险大家承担。实行的效果很不错。当年年底，万丰村向股东第一次分红，利润高达20%，第一次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的模式，万丰村经济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之后，我们每一年都进行资产重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底价只有600万元的企业，几年间发展成为有1500万元产值的企业。
那时，由于农村进行改革，原来的生产队已名存实亡，我们把原来20个生产队整编成5个小村，强调每个小村都要搞实业。起初有的小村没有资金，我们当时的乡政府帮助他们筹措，并号召群众集资，又在银行为他们担保贷款。这样，在短短几年间，每个小村都成立了实业公司，加起来有5家。小村的经济有了发展，他们的固定资产少的有150万元，多的已值230万元。
我们实行股份制以后，成立了万丰实业集团公司。公司既有集体股、个人股，又有企业股。特别是个人股东，由于他们敢和我们一起冒风险，因而也得到了补偿，收入增加了，生活好转了，财产增多了，因而，引起社会上一些议论。有的人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就向群众解释，股东收入是正常现象，并不是剥削，与理论上剥削产生剩余价值有本质不同。我们大胆地提出财富论，认为创造财富者包括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社会消费者、企业家，他们的投资以及苦心的经营，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合作，领取了各自认为合理的报酬。投资的股东在风险共担的经营下，取得剩余价值，是合理、合法的。由于经营得法，股东的收入增加使财富递增，但对没有投资的人来说，确实存在一种差距。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旨来说，要进行共同富裕，要缩短这种差距，要从经济基础着手。
因此，我们对一些没有投资入股的村民进行调查，发现有两种现象：第一种，有能力、有资金但怕冒风险，不敢投资入股，因此没有股份。第二种，确实存在生活困难，想参股，但拿不出资金，造成收入来源减少。经调查研究，我们村党支部决定，为了使这些人不掉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公司拿出400多万元给没有入股的群众贷款，平均每人5000元人民币。但要归还本息后，财产才算他们个人的。我们并不是把现金交到他们手上，而是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办了一家名为万丰股份公司的经济实体。这样，我们万丰村就人人是股东了。这样发展下来，我们万丰村就建成了三级所有制：第一级个人所有；第二级是小村所有；第三级是大村大集体所有。在分配制度上，也就形成了三级分配体系：第一级是个人股份分红收入；第二级是小村集体分配；第三级是大村集体搞福利待遇。实行股份制改造后，不仅村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由于集体收入增加了，我们万丰村的社会福利也得以相对提高，具体表现是：进行津贴医疗、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新建了学校，在万丰的范围内，“川”字形贯通的3条马路以及4条横路，长达10公里，修建了占地200亩的万丰公园，居民区全铺了水泥巷，建了30多间无害厕所，兴建了能安置1万多人的工人宿舍以及30多家来料加工厂的供电系统，总投资达2500多万元。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我们投资500多万元搞了万丰酒店，有套房、酒楼以及西餐部，使投资者有歇脚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万丰村这种做法，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益成果，优化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1990年1月28日，“万丰模式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992年12月25日，“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农村及万丰实践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接见了我。在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说：“潘强恩同志干得很好，从我的眼光看，至少是很有希望的农民领袖。”我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明星人物，全国劳模、商界风云人物、广东省人大代表等各种头衔纷至沓来。万丰村因其在此模式上取得的成就，被誉为“南国第一村”。
口述者：潘强恩，时任深圳市宝安县沙井乡万丰村党支部书记
整理者：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我是万丰村人，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亲自推动和实行了村里的股份制改造。万丰村股份制改造，被称为“共产主义股份制”“共有制”模式，简称“万丰模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国内外，曾引起学术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回想万丰股份制改造的发展历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开招股，成立股份制公司。这是从1984年开始的。由于当时国家银根缩紧，而我们正值大办实业的关口上。怎么办？我们根据群众资金积蓄的情况，采取集资的办法，把群众闲散的资金转向发展生产上来，这样，既可以减少对银行的依赖，减轻企业负债，又可以使群众手上的资金由消费转向生产，增强群众的投资意识，像滚雪球一样进行资本积累。第二阶段是发行内部股票。1985年，我们将公司所属的实用、新星两家工厂折价600万元，公司保留300万股，面向全村发行内部股票300万股，由村里群众认购，回笼资金300万元。这既解决了企业资金来源，增强了企业活力，又使对企业关心的人增多，做到有风险大家承担。实行的效果很不错。当年年底，万丰村向股东第一次分红，利润高达20%，第一次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的模式，万丰村经济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之后，我们每一年都进行资产重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底价只有600万元的企业，几年间发展成为有1500万元产值的企业。
那时，由于农村进行改革，原来的生产队已名存实亡，我们把原来20个生产队整编成5个小村，强调每个小村都要搞实业。起初有的小村没有资金，我们当时的乡政府帮助他们筹措，并号召群众集资，又在银行为他们担保贷款。这样，在短短几年间，每个小村都成立了实业公司，加起来有5家。小村的经济有了发展，他们的固定资产少的有150万元，多的已值230万元。
我们实行股份制以后，成立了万丰实业集团公司。公司既有集体股、个人股，又有企业股。特别是个人股东，由于他们敢和我们一起冒风险，因而也得到了补偿，收入增加了，生活好转了，财产增多了，因而，引起社会上一些议论。有的人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就向群众解释，股东收入是正常现象，并不是剥削，与理论上剥削产生剩余价值有本质不同。我们大胆地提出财富论，认为创造财富者包括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社会消费者、企业家，他们的投资以及苦心的经营，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合作，领取了各自认为合理的报酬。投资的股东在风险共担的经营下，取得剩余价值，是合理、合法的。由于经营得法，股东的收入增加使财富递增，但对没有投资的人来说，确实存在一种差距。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旨来说，要进行共同富裕，要缩短这种差距，要从经济基础着手。
因此，我们对一些没有投资入股的村民进行调查，发现有两种现象：第一种，有能力、有资金但怕冒风险，不敢投资入股，因此没有股份。第二种，确实存在生活困难，想参股，但拿不出资金，造成收入来源减少。经调查研究，我们村党支部决定，为了使这些人不掉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公司拿出400多万元给没有入股的群众贷款，平均每人5000元人民币。但要归还本息后，财产才算他们个人的。我们并不是把现金交到他们手上，而是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办了一家名为万丰股份公司的经济实体。这样，我们万丰村就人人是股东了。这样发展下来，我们万丰村就建成了三级所有制：第一级个人所有；第二级是小村所有；第三级是大村大集体所有。在分配制度上，也就形成了三级分配体系：第一级是个人股份分红收入；第二级是小村集体分配；第三级是大村集体搞福利待遇。实行股份制改造后，不仅村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由于集体收入增加了，我们万丰村的社会福利也得以相对提高，具体表现是：进行津贴医疗、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新建了学校，在万丰的范围内，“川”字形贯通的3条马路以及4条横路，长达10公里，修建了占地200亩的万丰公园，居民区全铺了水泥巷，建了30多间无害厕所，兴建了能安置1万多人的工人宿舍以及30多家来料加工厂的供电系统，总投资达2500多万元。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我们投资500多万元搞了万丰酒店，有套房、酒楼以及西餐部，使投资者有歇脚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万丰村这种做法，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益成果，优化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1990年1月28日，“万丰模式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992年12月25日，“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农村及万丰实践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接见了我。在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说：“潘强恩同志干得很好，从我的眼光看，至少是很有希望的农民领袖。”我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明星人物，全国劳模、商界风云人物、广东省人大代表等各种头衔纷至沓来。万丰村因其在此模式上取得的成就，被誉为“南国第一村”。
口述者：潘强恩，时任深圳市宝安县沙井乡万丰村党支部书记
整理者：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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