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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深圳地区:深圳地区的抗日斗争-文化名人大营救
作者: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深圳通史(近代卷) 责任编辑:manman 2024-08-01 人已围观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大批支持团结抗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迫撤离国统区到香港。一时间,香港聚集了众多社会精英,他们高举抗日爱国旗帜,发通电、办报刊、演剧目,唤起民众一致抗日,产生了重大影响。1941 年12 月 8 日,日军对香港发动突然袭击,25 日下午,驻港英军阵地全线崩溃,港督杨慕琦下令投降,香港进入了 3 年零8 个月的日占时期。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一切抗日分子,特别是积极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日军封锁了香港与九龙的水上交通,设置关卡,实行宵禁,全面清查户口,分区分段搜查抗日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并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机关还以各种手段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茅盾等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许多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不会说广东话,在食品短缺外出时容易暴露,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处境万分危急。
党中央和南方局对文化名人的安全极为关注。1941 年12 月 8 日,日军进攻香港当日,中共中央急电南方局和周恩来、廖承志等,指示“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与东江撤退”。12 月 9 日,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指出要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去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等立即指挥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投入营救作,并及时与南方工委、粤南省委、前东特委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取得联系,研究营救工作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进行周密部署,做出具体实施方案,决定趁侵占香港的日军立足未稳,尚未掌握这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情况,且当时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时,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留在港的文化人士迅速转移。撤退护送工作分陆路和水路同时进行,由水路撤退的,从香港长洲岛乘船到澳门,然后分别到台山、中山石岐或江门,沿西江到桂林;由陆路撤退的则首先将各界知名人士紧急护送到港九游击大队设立的交通站,再由游击队和地下交通人员护送到惠东宝抗日根据地,随后护送到内地大后方。
时任东江前方特委书记的尹林平接受任务后,赶回宝安白石龙,召集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人布置抢救文化人士的工作。为使抢救工作顺利进行,党组织分别在香港湾仔和宝安白石龙村成立指挥部,并确定开辟和恢复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从 1942 年 1 月开始,营救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曾生在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负责部队的军事指挥,王作尧负责从港九至游击区交通线的警戒和护送工作。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配合下,被营救人士摆脱了日军的跟踪监控,从 1 月 5 日晚开始分批被护送到九龙的港九游击大队交通站,分东、西两条路线,送往惠东宝抗日根据地。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登陆,再经田心到惠阳茶园。西线从九龙市区进入青山道,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进入福田的皇岗、水围一带,再经上、下梅林进入梅林坳,最后到达白石龙根据地。
1 月 9 日夜,邹韬奋、茅盾夫妇、胡仲持、廖沫沙、叶以群、戈宝权、胡绳夫妇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先从香港岛到九龙,安排住宿隐蔽。11 日早晨,邹韬奋、茅盾等人化装成“难民”,途经荃湾至上塘,后翻过大帽山,于黄昏时分到达“新界”锦田接待站。12 日,各文化人士持已提前办好的回乡通行证,渡过深圳河,到达梅林坳。13 日,从梅林坳翻山到达白石龙根据地。此后,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经东、西两线(主要是西线),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克服艰难险阻,撤到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另外,夏衍、范长江等几十人先从港岛撤至长洲岛,再坐船到澳门,经中山、台山等地转往广西桂林。
这场秘密大营救行动历时 6 个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胡绳等 300 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加上其家属等计 800 余人。同时,还救出英、美、印籍国际友人 100 余人和港澳青年学生1000 多人。香港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一大批祖国“文脉”和精英,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许多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深深感受到共产党人舍生忘死伸出援手的宽广襟怀和无私义举,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感激之情。邹韬奋为曾生题写“保卫祖国,为先锋”8 个大字,临走前还为《东江民报》题写了报名。柳亚子到达兴宁后,为感谢谢一超等人冒险一路护送,欣然写下赠诗:“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须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茅盾在 1943 年撰写《脱险杂记》,真实而生动地忆述了东江游击队冒死护送文化人的经过,称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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