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这一外交方针成为当时处理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石。香港问题是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强权外交的产物，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是“必须取消”的。但当下香港问题“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故而“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毛泽东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口述、李海文著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详细记录了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之间的谈话。谈及香港问题时，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长期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在接受中央领导人咨询时，说得更加具体：“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内地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急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20世纪50年代贯彻的“暂时不动香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我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既定政策。鉴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港政策不便公开宣布，只能“暗示”。香港两家左派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一篇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提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成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意图。
 
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越过长江挥师南下，疑虑难消的港英当局还是在6月14日制定紧急状态条例，实施封锁边界、特殊区域宵禁、严格移民登记等一系列防范措施。深圳河两岸人民自由往来的历史就此终结。
 
为了防止即将打响的广东战役刺激港英当局的神经，冲击香港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中共中央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当局提出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当局能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三项条件合情合理，港英当局和英国政府欣然接受香港“暂时维持现状”。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