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深琴告白

 
胡丹，籍贯湖北省安陆市。2001年就读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深耕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二十年，2005年创办深圳市百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编自导自演深大首场学生个人音乐会，以小提琴“古典+现代跨界”的形式展现深大学子的艺术风采。2013年创办彩虹艺术教育培训机构，2018年收购“深大琴之屋”校友创业项目。2019年受聘于深圳市流行音乐协会，担任副会长兼弦乐专业委员会主任。同年，成立行者融合乐团，担任执行团长。首张专辑《无界山海·阿米尔》获中国发烧唱片最佳器乐演奏专辑大奖，被收入“学习强国”推选专辑。
 
2022年，被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授予“国际和平艺术家”称号。2023年，受聘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担任“一带一路·非遗联盟”音乐专业委员会主任，行者融合乐团荣获“丝路音乐使者”称号，发行专辑《无界山海·瑞年》。
 
致力于非遗音乐和小提琴民族化领域的探索，研究民族与世界音乐的融合和演绎。
 
1983年，循改革开放之东风，深圳大学在一片田地中拔地而起，创造了与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的“深圳速度”；同一年，我在湖北省一个名叫安陆的小县城出生了，与我的母校同龄。相传李白曾在故乡的道教圣地白兆山与发妻许氏隐居了数十年光景，常常觉得，自己的率真和不羁、乐观和洒脱，就来自盛唐时的天然能量场。
 
父亲当年是炮兵连里偶像一般的存在，英武帅气且不说，唱起歌来可谓妥妥的部队之星，至今仍是战友们津津乐道的传奇。退休后，电吹管、空灵鼓、麦克风是他忠诚的“伴侣”，全民K歌里已有上百首霸榜歌曲！
 
母亲是工厂焊工团队唯一的女性，年年技能评比都是第一，桁车、电瓶车、拖拉机，没有她不会的，联欢会节目少不了她，样板戏场场都是角儿。母亲给我的至理名言是：“别人不能干的我要想办法干，别人能干的我要干得更好。”看吧，这就是我“披荆斩棘”的精神根源了，躺平？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
   
父亲退伍后回到县城工作，生活不算富裕，是安稳的小康之家。父母倾尽所能给予我最好的生活和教育，母亲有为我寻一技傍身的远见。四岁多，当我在父亲送给我的一架只有50厘米见方的玩具钢琴上，敲出几首儿歌之后不久，我人生的第一位（也是县城唯一的）小提琴老师就出现了。从此，妈妈开始了她风雨兼程的陪练之路，一把小提琴就以音符铺设了我人生的方向。
 
幼儿园大班我几乎整天待在启蒙老师家里，早期并没有太多技术性的练习，他上课，我听；他演奏，我听；他放磁带，我听；他讲故事，我也听……积累了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熟悉旋律，这种点滴的、重复的、长期的影响，为我种下了音乐种子，我对音乐世界充满了喜爱和期待。
 
六岁，我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奖——湖北省小提琴比赛第一名。此后，便经常作为领奏，与十几位哥哥姐姐一起，合奏《打虎上山》，心里美滋滋的。
 
七岁，我的老师孙福生把我推荐给他在武汉的老师——省歌舞剧团的首席——彭明。自此，我每周六凌晨5点，眯着惺忪的睡眼，被连拖带拽地扔到从县城开往武汉的第一列班车上，倒头继续做梦。在彭老师悉心的指导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每天雷打不动两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时间，《卡尔弗莱什》《克莱采尔》《马扎斯》《费奥里洛》……就像现在的学生们“刷题”一样，刷了个遍！熟能生巧，巧则出匠，这“老本儿”可谓是吃到了如今。我印象里的学琴之路并不痛苦，那时母亲对我的要求是：“你可以先练琴，再去玩儿，也可以先玩儿，再来练，但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才能睡觉。”好在那时作业并不疯狂，我又恰好聪慧过人，颇有天赋，所以容我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在学校，每天课间都能听到我操着标准普通话朗读精选报文；报纸上会有我做过功课的痕迹——拼音标注；在班上，我集结志同道合的同学卖零食，成为炙手可热的二道贩子，被老师通报批评明令禁止；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我爱不释手，至今仍是压箱底的藏品；趁着傍晚带头去老旧的宅子里探险，吓得小伙伴回家连做几天噩梦……这谁家孩子，真是让人头疼！
 
九岁，我获得全国小提琴等级考试七级优秀成绩，并受邀参加全国优秀考生音乐会。三十年前的考级，评委们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每个学生都得考上三十分钟，甚至可以在结束后，问我是不是彭明老师的学生，这在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哪里泄露了老师的独门秘技？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了评委，才理解“细节见真章”的道理，也懂得老师的“要求”“标准”，是可以被传承延续的。
 
这之后，在彭老师挽留的叹息声中，父母带着我一同移居了深圳。那一年，他们三十出头。在深圳辗转了三个多月，人生地不熟，工作也还没落定，母亲就为了我开始四处打听深圳的艺术之门从哪儿开，连报纸的夹缝都不放过。几经周折，我机缘巧合地进入了当时深圳唯一的艺术殿堂——深圳艺术学校，跟随我的第三位老师——黎颂阳——开始了七年的专业学习之路。那七年，跨越了我的青春期、自信期、自卑期、茫然期、横冲直撞期，真替我那时的父母和老师们捏把汗……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是真实写照，成长的路上有坦途也有心酸汗水。
   
高一，我的父亲病重，成了医院的常客，家里也债台高筑，母亲一天打着三份工，无暇顾及我。可是母亲从不对我诉苦，也从不会将生活的不易强加于我，对孩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我过着每天三小时往返，每天三顿炒饭泡面，想喝一瓶饮料需要借钱然后少吃一顿再还钱的日子。她相信我，相信她的乐观和豁达会在我身上延续。
 
不久，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路。
 
20世纪90年代末，适逢深圳大大小小的酒店餐厅生意红火，深圳交响乐团刚成立没多久，深圳的音乐工作者并不多，乐团的老师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长期固定的“活儿”，又难免会和乐团的演出活动有冲突。我，就这样成了替工，从连滚带爬的视奏到后来几乎可以把各个声部背下来，我成长了很多。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让我回归了一个正常音乐生的练琴状态，真正逐渐意识到对音乐和舞台的热爱。也因为老师们的信任，所以我每次演出都力求最好的表现，本着救场如救火的宗旨，随叫随到，一场报酬50元的演出，可以花70元打车赶到，只为成长，不问得失，这样的精神在我身上延续至今。直到现在，老师们聊起来还会戏说，再也难有我这么靠谱的替工了。直到高三来临，我的专业老师黎老师听闻了我的“壮举”，“如果还想好好考大学，就别让我再知道你跑场”！我于是忍痛放下了这份兼职，听话地专心备考。怎么可能！我可是自力更生的一介草民，我得吃饭！可是，黎老师的话如雷贯耳，我纠结万分，便跟老师们约法三章，一定不能透露我参加演出的消息！直到如今面对黎老师还心里发怵。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对黎老师和带我跑场实践的老师们感恩至今。
 
我在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的磨砺中，度过了几乎整个高中阶段，一切都向着一个艺术生该有的方向发展。当我和其他同学们一样，在紧张筹备着各高校的艺考内容时，父亲在医院两次没有了心跳呼吸。接下来，我要面对的是父亲极不稳定的生命状态，还要承受对音乐学员严苛的要求+高昂的考前学习成本+远离父母的焦虑。
 
我突然可以自己做决定，毅然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深圳当时唯一的大学——深圳大学。就这样，我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居然不可思议地收到了深圳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幸运之神眷顾着我，也自此开启了我未知的精彩生活。成长路上，母校筚路蓝缕，而我也风雨兼程，梦想在路上。
   
因为高中时的“工作”经历，进入大学不久，我便开始勤工俭学，跟几位伙伴承接一些演出活动。与之前不同，深圳大学更开放和包容，主张创新和自强，老师们都很支持学生们在不影响学业前提下完成社会实践。一次，在高交会上演奏弦乐四重奏，被当时新成立的英皇俱乐部的节目总监看到了。他找到我们，问能不能按照“陈美”的风格来演奏，用他的话就是“一边演奏电声小提琴，一边完成夸张的舞台动作，让观众有听觉和视觉的双重感受”。我们大眼瞪小眼，认为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位节目总监当晚就写好了计划，让我们马上进入排练。我拒绝了，因为“晚上演出完回宿舍太晚了，影响学习”。他们也就不再勉强，另寻了其他成员。可在开业前一周，有一位演员临时退出，经理便又找到了我：“你能过来帮忙一个星期吗？你是主演，演完这一个星期我们马上找人接替，现在实在是来不及了。”于是，我这个靠谱替工又再上岗，被迫营业。只是从这以后，我就一直“替”了下去。我的表演潜能开始被释放，感觉舞台就是属于我的地方。当时的深圳，活跃在演出市场的电声小提琴只有我和搭档，名为“蓝焰组合”，不满二十岁的舞台形象受到各类活动的青睐，演出、比赛、开盘、车展、年会、开业、婚礼……根本停不下来。各个娱乐场所都争相邀请我们去驻场，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可以安排四五个场，每天从晚8点到凌晨2点，全年无休。虽然辛苦，但因为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热爱，自然乐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创新”的力量，也让我深深感悟，人会因热爱而成长，更因热爱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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