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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特区第一报”
作者：丘盘连、李绍元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3-31 人已围观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正式创刊，这是中国经济特区最早创办的一份报纸。
2012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李东东在参加《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庆祝活动时深情感言：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报”。
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创办人之一，经历了该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伴随这张报纸的发展而成长，始终对《深圳特区报》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距离《深圳特区报》1981年6月6日首期试刊已经33年，但是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982年5月24日，深圳第一家报纸——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创刊
1980年11月15日，深圳市委常委会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并要求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宣传部展开讨论，新闻科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与北京某出版社或深圳一家有印刷能力的单位合作办报；二是先办试刊，委托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印刷，印刷的外汇费用由市财政解决。方案报上去，市委原则上同意采用第二方案，决定由宣传部牵头并要求尽快行动，划拨3000元开办费，用作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夜餐费。接下来的问题是办报人员从哪儿来？当时想从外面调进，但经济特区艰苦的环境谁愿意来呢？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后来决定干脆以市委宣传部科室骨干及新闻科全体同志为办报主力，当时有曾锦棠、黎颖、刘学强、黎珍宇、刘业成、林雨纯、彭茂光和我共8人，另外还有张黎明、江式高、莫漠、戴木胜4位自告奋勇加入的同志。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亲自任社长，张洪斌任总编辑，拉起了一个临时办报班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工作。
▲1993年12月29日，《深圳特区报》新址奠基仪式
最初，办报筹备组就在李伟彦家里办公，后来搬到早期深圳市委大院（蔡屋围侧面、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旁边一间旧仓库。这是一栋木板房，四壁很高，有点像乡下的谷仓。我们摆上几张旧办公桌椅，还有几条木匠丢弃的长凳，就作为办报的据点。没有电话，就把宣传部的电话接过来。出去采访，别说专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但在李伟彦的领导和张洪斌的直接指挥下，我们这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热火朝天地展开工作。大伙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就在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写稿。
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呈报的办报请示报告，很快就获得批复同意。我们随即派人去省出版局办理刊号登记。报社地址、电话号码、社长、总编辑等如何填，让赶往广州填表的张黎明有点迷糊，于是来电话请示李伟彦。李部长说：社址填“深南大道1号木屋”，电话号码套用宣传部的“2188”，社长就填“李伟彦”，总编辑填“张洪斌”。其实，当时社长并没有任命，而张洪斌的关系还没有从北京调来，如此严肃的人事问题，现在想来实在玄乎，可当时就这么干的。不管怎么说，《深圳特区报》总算入了户头，开始上路了。
根据吴南生的意见，我们派人再赴广州，邀请著名书法家秦萼生题写报头。秦萼生写了魏碑体和行楷体两种字体，一式两份。对比选择后，《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一期采用魏碑体，觉得这种遒劲有力的字体更能体现当时创业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有不少读者反映看不习惯，张洪斌听取各方意见后，从试刊第二期开始便改为行楷体。报头活泼洒脱，又显得稳重。这个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为了尽快办好《深圳特区报》，我们在市委宣传部领导带领下，一行前往南方日报社和广州日报社登门取经。与此同时，省委宣传部于198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广州日报社抽调少量的办报领导和业务骨干，支援深圳办报。这样，省里陆续有新闻干部调入深圳，大大充实了特区办报的力量。
但是由于资金紧张，我们无力购买印刷设备，这又是一个大难题。1981年年初，李伟彦和张洪斌赴港先后拜访了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高层。他们知道来意后，不约而同地表示支持。李伟彦当时坦言：“眼下我们财政短缺，每期印刷、纸张费用只能暂时欠账，日后清还，行吗？”他们回答：“行！你们报纸什么时候有收入就什么时候结账。”他们慷慨友好的态度使我们十分感动。最后，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先由《文汇报》承担印刷，下一步如有困难再请《大公报》帮助解决。当时香港《文汇报》在他们大楼的十一层给了我们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这间房里摆放了三张办公桌、两张床和一个文件柜，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特区报四个版的小样、大样、清样都是在这里修改、审定后付印。当时先后轮流在香港负责编报的有陶牧、胡向东、邢平安、卢绍武、戴木胜和我。周一至周三，总编室将各部门送来的稿子编好，周四由我们将稿件带到香港改小样、审大样、付印，张洪斌经常周四或周五过来审看清样，星期天再把报纸带回去。我们这批人便又成了发行员，奔波于大街小巷，将报纸送到各单位和市民手中。
▲编辑人员在文汇报社
经过紧张艰苦的筹备工作，1981年6月6日，《深圳特区报》试刊首期在木板房中问世。作为经济特区的首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从试刊起，就敢于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陈腐的旧观念决裂。记得1981年年初，报纸的试刊方案送到北京，当时主管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不同意我们的试刊方案，要求完全按照当时的中央党报模式办报。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特区的报纸一定要从经济特区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党报的优良传统，也要大胆借鉴港澳乃至海外办报的有益做法，从版面设置到内容安排都要体现经济特区的风貌特点。为此，我们特地把相关领导请到深圳来，陪他到沙头角、蛇口工业区、边郊农村参观考察。了解深圳的实际情况后，他同意了我们的方案，给试刊开了绿灯。有了“尚方宝剑”，我们便打破常规、大胆尝试。
新成立的经济特区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报纸，人们感到新鲜、好奇，争着先睹为快，拿到新华书店和街上派发的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报纸不仅在深圳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给南来北往的建设者极大鼓舞，而且影响到我国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地区。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向特区报社表示祝贺。
在试刊首期之后，我们又于1981年6月20日、8月8日、9月8日、12月24日陆续试了四期，前后共试刊五期，其中第五期还出了8个版。试刊成功后，我们军心大振，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当时，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报社的宣传工作，下定决心将刚刚竣工的位于通心岭的市委宿舍楼第11幢拨给报社使用。该楼6层高，每层有3个套间，共18套房，但报社既要办公又要住宿，显然不够用。于是，我们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搭起六间铁皮房。人事政工、后勤管理、广告发行等人员一律在楼前的铁皮房内办公。楼后的铁皮房则作为饭堂和会议室。尽管如此，楼房还是不够用，报社决定要地建社址大楼。当时市国土局有两块地可供选择兴建报社，一是蔡屋围旁的小山坡（市委东侧），二是市委西侧的平地（现上步路《南方日报》记者站附近）。曾锦棠征求大家意见，提议要蔡屋围旁的山头，并开玩笑说那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报社同仁也都一致主张要蔡屋围旁那块地。后经总编辑张洪斌积极争取，梁湘亲自拍板，这块地就给了报社。尽管当时财政非常紧张，市委常委会讨论后，还是批了1400多万元的经费为报社建办公楼、宿舍楼、印刷厂以及购买印刷设备。
此后，在报社历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深圳特区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3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由周报正式改为日报，对开四版，并由报社新建的印厂印刷，结束了在香港印报的历史。1984年的春天，期待中的报社新楼终于落成。1989年《深圳特区报》在全国最先实现全部激光照排，连曾经的“师傅”香港《文汇报》也派相关人员赶来参观学习；1995年建成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印刷厂；1997年建成“中国报业第一楼”——深圳特区报业大厦。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深圳特区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成为全国第一家刊发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新闻的报纸，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
《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同生，与经济特区共荣，其办报模式和风格独树一帜，为我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不愧为“中国经济特区第一报”。
口述者：丘盘连，《深圳特区报》创始人之一
整理者：李绍元
2012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李东东在参加《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庆祝活动时深情感言：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报”。
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创办人之一，经历了该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伴随这张报纸的发展而成长，始终对《深圳特区报》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距离《深圳特区报》1981年6月6日首期试刊已经33年，但是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982年5月24日，深圳第一家报纸——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创刊
1980年11月15日，深圳市委常委会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并要求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宣传部展开讨论，新闻科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与北京某出版社或深圳一家有印刷能力的单位合作办报；二是先办试刊，委托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印刷，印刷的外汇费用由市财政解决。方案报上去，市委原则上同意采用第二方案，决定由宣传部牵头并要求尽快行动，划拨3000元开办费，用作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夜餐费。接下来的问题是办报人员从哪儿来？当时想从外面调进，但经济特区艰苦的环境谁愿意来呢？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后来决定干脆以市委宣传部科室骨干及新闻科全体同志为办报主力，当时有曾锦棠、黎颖、刘学强、黎珍宇、刘业成、林雨纯、彭茂光和我共8人，另外还有张黎明、江式高、莫漠、戴木胜4位自告奋勇加入的同志。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亲自任社长，张洪斌任总编辑，拉起了一个临时办报班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工作。
▲1993年12月29日，《深圳特区报》新址奠基仪式
最初，办报筹备组就在李伟彦家里办公，后来搬到早期深圳市委大院（蔡屋围侧面、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旁边一间旧仓库。这是一栋木板房，四壁很高，有点像乡下的谷仓。我们摆上几张旧办公桌椅，还有几条木匠丢弃的长凳，就作为办报的据点。没有电话，就把宣传部的电话接过来。出去采访，别说专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但在李伟彦的领导和张洪斌的直接指挥下，我们这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热火朝天地展开工作。大伙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就在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写稿。
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呈报的办报请示报告，很快就获得批复同意。我们随即派人去省出版局办理刊号登记。报社地址、电话号码、社长、总编辑等如何填，让赶往广州填表的张黎明有点迷糊，于是来电话请示李伟彦。李部长说：社址填“深南大道1号木屋”，电话号码套用宣传部的“2188”，社长就填“李伟彦”，总编辑填“张洪斌”。其实，当时社长并没有任命，而张洪斌的关系还没有从北京调来，如此严肃的人事问题，现在想来实在玄乎，可当时就这么干的。不管怎么说，《深圳特区报》总算入了户头，开始上路了。
根据吴南生的意见，我们派人再赴广州，邀请著名书法家秦萼生题写报头。秦萼生写了魏碑体和行楷体两种字体，一式两份。对比选择后，《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一期采用魏碑体，觉得这种遒劲有力的字体更能体现当时创业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有不少读者反映看不习惯，张洪斌听取各方意见后，从试刊第二期开始便改为行楷体。报头活泼洒脱，又显得稳重。这个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为了尽快办好《深圳特区报》，我们在市委宣传部领导带领下，一行前往南方日报社和广州日报社登门取经。与此同时，省委宣传部于198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广州日报社抽调少量的办报领导和业务骨干，支援深圳办报。这样，省里陆续有新闻干部调入深圳，大大充实了特区办报的力量。
但是由于资金紧张，我们无力购买印刷设备，这又是一个大难题。1981年年初，李伟彦和张洪斌赴港先后拜访了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高层。他们知道来意后，不约而同地表示支持。李伟彦当时坦言：“眼下我们财政短缺，每期印刷、纸张费用只能暂时欠账，日后清还，行吗？”他们回答：“行！你们报纸什么时候有收入就什么时候结账。”他们慷慨友好的态度使我们十分感动。最后，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先由《文汇报》承担印刷，下一步如有困难再请《大公报》帮助解决。当时香港《文汇报》在他们大楼的十一层给了我们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这间房里摆放了三张办公桌、两张床和一个文件柜，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特区报四个版的小样、大样、清样都是在这里修改、审定后付印。当时先后轮流在香港负责编报的有陶牧、胡向东、邢平安、卢绍武、戴木胜和我。周一至周三，总编室将各部门送来的稿子编好，周四由我们将稿件带到香港改小样、审大样、付印，张洪斌经常周四或周五过来审看清样，星期天再把报纸带回去。我们这批人便又成了发行员，奔波于大街小巷，将报纸送到各单位和市民手中。
▲编辑人员在文汇报社
经过紧张艰苦的筹备工作，1981年6月6日，《深圳特区报》试刊首期在木板房中问世。作为经济特区的首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从试刊起，就敢于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陈腐的旧观念决裂。记得1981年年初，报纸的试刊方案送到北京，当时主管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不同意我们的试刊方案，要求完全按照当时的中央党报模式办报。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特区的报纸一定要从经济特区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党报的优良传统，也要大胆借鉴港澳乃至海外办报的有益做法，从版面设置到内容安排都要体现经济特区的风貌特点。为此，我们特地把相关领导请到深圳来，陪他到沙头角、蛇口工业区、边郊农村参观考察。了解深圳的实际情况后，他同意了我们的方案，给试刊开了绿灯。有了“尚方宝剑”，我们便打破常规、大胆尝试。
新成立的经济特区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报纸，人们感到新鲜、好奇，争着先睹为快，拿到新华书店和街上派发的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报纸不仅在深圳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给南来北往的建设者极大鼓舞，而且影响到我国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地区。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向特区报社表示祝贺。
在试刊首期之后，我们又于1981年6月20日、8月8日、9月8日、12月24日陆续试了四期，前后共试刊五期，其中第五期还出了8个版。试刊成功后，我们军心大振，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当时，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报社的宣传工作，下定决心将刚刚竣工的位于通心岭的市委宿舍楼第11幢拨给报社使用。该楼6层高，每层有3个套间，共18套房，但报社既要办公又要住宿，显然不够用。于是，我们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搭起六间铁皮房。人事政工、后勤管理、广告发行等人员一律在楼前的铁皮房内办公。楼后的铁皮房则作为饭堂和会议室。尽管如此，楼房还是不够用，报社决定要地建社址大楼。当时市国土局有两块地可供选择兴建报社，一是蔡屋围旁的小山坡（市委东侧），二是市委西侧的平地（现上步路《南方日报》记者站附近）。曾锦棠征求大家意见，提议要蔡屋围旁的山头，并开玩笑说那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报社同仁也都一致主张要蔡屋围旁那块地。后经总编辑张洪斌积极争取，梁湘亲自拍板，这块地就给了报社。尽管当时财政非常紧张，市委常委会讨论后，还是批了1400多万元的经费为报社建办公楼、宿舍楼、印刷厂以及购买印刷设备。
此后，在报社历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深圳特区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3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由周报正式改为日报，对开四版，并由报社新建的印厂印刷，结束了在香港印报的历史。1984年的春天，期待中的报社新楼终于落成。1989年《深圳特区报》在全国最先实现全部激光照排，连曾经的“师傅”香港《文汇报》也派相关人员赶来参观学习；1995年建成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印刷厂；1997年建成“中国报业第一楼”——深圳特区报业大厦。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深圳特区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成为全国第一家刊发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新闻的报纸，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
《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同生，与经济特区共荣，其办报模式和风格独树一帜，为我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不愧为“中国经济特区第一报”。
口述者：丘盘连，《深圳特区报》创始人之一
整理者：李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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