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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6 人已围观
1979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下达，正式决定试办经济特区，诸多政策还在探讨、落实，深圳也像涉水而行，尚在小心翼翼摸索时，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动工，袁庚忙得不亦乐乎。
7月的烈日像一盆火，热辣辣炙烤着南头半岛平素罕有人迹的荒山秃岭和沿海滩涂。远处，是蓝色大海上一波一波涌动的浪涛，近处则是淌着汗水、熙熙攘攘的建设者队伍。
“轰 —”一声震天巨响，一处荒山被炸裂开来，升腾起一阵黄褐色的灰尘。硝烟和尘土散尽，机械和工人蜂拥而上，将炸碎的土石运到海边，倒进了海里，预备填出一块平整的陆地。
这不仅仅是荒山野岭的开山炮，也是前人不曾放过的改革开放第一炮。站在工地上眺望的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张振声，是袁庚从远洋公司总经理位置上拉来坐镇蛇口的干将，此时脸上既透着兴奋，又有淡淡的忧郁。兴奋的是，这隆隆的炮声开启了全新的事业，做过两广纵队炮兵团长的袁庚又成了下令开炮的最高首长；忧郁的是，许多冷枪冷炮也从阴暗角落里随之而来，令他防不胜防。
不久，张振声担心“晚节不保”，甚或有牢狱之灾，向袁庚递交了辞呈，坚决要求回到远洋公司去干他的老本行。
袁庚苦留不住，只得黑着脸同意。他又找了几个有能力接替张振声的人，他们都噤若寒蝉，拒绝当“出头鸟”。无奈之下，年已 63岁的袁庚咬咬牙，报请交通部和新任的部长曾生同意，自己兼任蛇口建设指挥部总经理。他说：老头子我自己来当这个挨枪打的“出头鸟”！
这时，还是有人冒险偷去香港。一些人从蛇口海岸偷偷下海，游向对岸，中途被海浪吞噬，潮水又把尸体送回蛇口海滩。
一天，袁庚沿海滩信步而行，蓦地发现几个青年围着一堆从海边捡来的骷髅嬉闹。他热血上涌，怒不可遏，紧走几步命令道：把这堆骨头给我埋掉！深深地埋掉！
当晚，袁庚召开紧急会议，动情地说：你们知道那些尸骨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你们的同龄人。只是为了生存，冒死渡向对岸。
他的眼眶蓦然湿润起来：“我年轻时，率领炮兵部队解放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比现在还富。现在，怎么比那个时候还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老百姓？”
几个青年建设者眼里噙着泪花，再次惭愧地低下了头。
对袁庚而言，这尚只是小插曲，更让人冒火的事还在后头。他深深感到，要劈开荆棘，踏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困难重重，甚或随时可能跌入深渊。有时候，还有比战争年代拿下敌人碉堡更难啃的骨头。
蛇口工业区开建伊始，袁庚便有一个大胆设想，摆脱现行体制中的“大锅饭”。1979年 10月，他决定在四航局 600米顺岸式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做法是，每人每日劳动定额运泥 40车，完成者每车奖励 2分钱，超额则翻倍，每超一车奖 4分钱。司机们心下默默一算，超额的收入不少，干劲上来了。人人争先恐后，下班时间到了，也还要多跑几车才肯停下来。
袁庚到工地看了几次，工程进度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快，很是满意。1980年 2月底，这段自筹资金建设的 150米码头工程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袁庚开心地算了一下，四航局车队这次为国家多创产值 130万元，工人虽拿了点奖金，却只占他们多创产值的 2%，还为工业区早日通航争取到了一个月时间。“值！”他望着簇新的码头，展颜笑了。
1980年 3月 22日，东风和煦，花红柳绿，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了生机勃勃的蛇口工业区，袁庚陪同他视察这段码头，并详细介绍建设情况。谷牧伫立码头良久，不断点头，偶尔插问一些问题，袁庚马上做了解答。几天后，谷牧在广州举行的闽粤两省汇报会上，特别首肯了蛇口工业区。他满面春风地说，袁庚他们搞工资计件制度，超产有奖，缩短了工期，“这是路数对头”。
令袁庚没想到的是，阻力很快来了。有人说蛇口搞“奖金挂帅”，是“倒退”。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先后发来文件，不许实行超额有奖等改革举措。
袁庚无可奈何，只好遵令而行，工业区又开始了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大锅饭”。仿佛遭遇了一场海上席卷而来的暴风雨，原本进展迅速的 600米码头工程瞬间慢了下来。一连几天，几乎还是不温不火的老样子。袁庚十分焦虑，带着几个助手赶到一潭死水的施工现场。司机们说，搞平均主义，大家都磨洋工喽，倒霉的还是你们工业区。袁庚看着司机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脸，久久沉默无语。
回来后，袁庚有些焦躁，在逼仄的办公室不停转圈，心想，这样下去，工业区肯定完不成各方面的重托。蓦地，他想，还得向上面申请特殊政策。坐下来，取过纸笔，他略一思索，几乎一挥而就，写下了《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给几个助手看了看，都说好。5月 7日，报告以蛇口工业区指挥部的名义呈送给了交通部等上级部门。
也在这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袁庚，写了一份内参《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内参很快摆放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前。胡耀邦在 1980年 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一直关注蛇口的建设情况。看完内参，他有些生气，批示道：“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依然靠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批转有关部委，说：“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
有了尚方宝剑，蛇口工业区被批准可以实行超产奖。袁庚笑逐颜开，马上通知四航工程处，恢复定额超产奖。司机们沸腾起来，工地上又开始呈现如火如荼的场景。
除码头建设外，工业区所有道路网络也在照计划铺开、延展。这些道路由招商局投资，但按规定，只能交给交通部门的公路局承建，价格也是铁定的一口价，没有任何商讨余地。公路局便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修好一条 7.6千米长的专用公路后，无端留下最后 200米，不铺设沥青，也不说明缘由。其实，负责这条路的工程处处长正跷着二郎腿，悠然等着袁庚送上财物。袁庚急得冒火，催促了几次，就是不见动静，后来经旁人提醒，他才明白工程处处长的意图。
还有一桩令袁庚头痛的事。工业区已与港商和外商签订了 15宗开办企业的协议书，一些合资厂也即将建成投产，但工业区指挥部仅有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与境外通话，排队至少要等一个小时。合资厂的老板们直摇头，其他想进来投资的厂商也开始犹豫。为了引进国外最先进的通信设备，改善通信条件，袁庚的头发都急白了。邮电部却答复说，换可以，但要用 50年代的国产设备。袁庚磨破了嘴皮，对方才终于松口，答应用引进设备，但说由招商局投资建设后，交给他们管理。袁庚没同意，事情拖了 8个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每每想到这些事，袁庚只能苦笑。他想起杨万里的一句诗“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什么时候能像香港企业那样有自主权，不再关卡重重呢？”他望着窗外枝繁叶茂的树木，陷入了沉思。必须将改革受阻的事直达中央才行，但自己级别不够。看来，又只能麻烦中央媒体的记者了。
一份《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沉重内参，很快又到了总书记胡耀邦的手中。胡耀邦紧皱眉头，迅速提笔批了几行字，批评“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谷牧“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些人”。
不久，各种拦路虎悄然消隐了。索贿的工程处处长没等来想象中的财物，而是“祸从天降”，丢了职位。一天后，那段路的最后 200米，铺上了锃亮的沥青。邮电部也放开了口子，蛇口工业区建成了簇新的通信微波站。正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办公的袁庚，接到由蛇口给他打来的第一个长途电话，眉开眼笑，连声说好。
12月 13日，袁庚又走进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他的领导人级别更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上过战场，见过大风大浪的袁庚还是有些拘谨，说话更注意了。
在幽静的中南海勤政殿里，胡耀邦笑容可掬地与袁庚握手寒暄。而后，询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香港的情况，一个是港英当局对 1997年回归的反应。袁庚将自己了解的一切说了出来，胡耀邦点着头。
随后，袁庚开始汇报工作。说到蛇口工业区不搞来料加工，不搞补偿贸易，不搞污染工厂，不欢迎陈旧设备，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工厂时，胡耀邦盯着他的脸问，搞来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袁庚回答后，胡耀邦笑了。
袁庚说起了胡耀邦两次在“内参”上批示，为蛇口解决了大难题的往事，胡耀邦摆摆手，说处理这些问题是他的职责。稍一停顿，他面带愠色说，那位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至极。
袁庚很感动，说，这样的小事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
对于蛇口工业区建设，袁庚谈了五点体会：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力，要有筹措资金的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胡耀邦说，你究竟要多大的权力？能否把你的要求写个报告给我？袁庚答应了。
随后，袁庚说，自己读了总书记在纪委的讲话《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中谈到的党内不良作风，因而深感不安。胡耀邦笑了笑说，问题不少，慢慢来。
告辞时，袁庚说占用总书记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耀邦又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叮嘱说，以后你还可以写信给我嘛。
走出中南海，袁庚还在细细回味总书记的话，内心激动不已。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又在中南海接见了袁庚，袁庚也汇报了工业区的建设情况。这时，深圳已正式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谷牧要他在“蛇口工业区”前面加上“深圳特区”，有利于“放胆去发展”，袁庚笑着说好。
袁庚的确在“放胆”，一连几板斧都敢于开先河。
这时，蛇口工业区的人事管理制度与全国一样，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统调统分，干部和技术人员像螺丝钉般被牢牢固定在某处，难以自由流动。袁庚认为，人才是前进的基石，主张参考香港的招聘经验，通过考试，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坚决杜绝走后门。招工也必须经过考试、体检，合格的签半年试用合同。他还认为，从内地调进的干部，原来的级别、职务一律冻结在本人档案中，干部与经理统统实行聘任制，任期一年。
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设想。1980年 3月，袁庚打算将这一设想付诸现实，向中央郑重上报了关于蛇口工业区面向全国遴选人才的事宜。在报告中，他诚挚地建议说，来应聘应考的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本人自愿原则下，应给予支持鼓励，不应加以阻拦。
一个叫乔胜利的年轻人，成为袁庚人事制度改革的最早受益者。通过考察，毫无背景的乔胜利“时来运转”，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人事科科员、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后来，他还担任了培训中心支部书记。
袁庚的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谷牧似乎看到了南海边袁庚热切的期盼，会心一笑，提笔批示说，“各方均应支持你们”。
1981年 8月，袁庚派人在武汉长江航运局的海员俱乐部贴了一张启事，内容是招考干部。要求是，须应考 3门，除考试英语、国际知识外，还有一门袁庚自己出的作文：试论我国对外改革开放。一时间，海员们奔走相告，有近 50位前来应聘。但因为限于航运局系统招考，考试结果一公布，合格的考生没几个。参加考试的人沮丧，袁庚也大失所望。
这年 9月，袁庚又破天荒地在《广州日报》公开刊登招聘广告，轰动一时，报名者络绎不绝。仅广州一个报名点就有 600多人报名，50多人通过考试被录取，但多数人被原单位卡住，袁庚只能干着急。
1982年 3月，谷牧来到深圳视察，袁庚急忙赶去汇报。见到熟悉的老首长，袁庚也不客套，苦着脸说起了招聘困难，自己打算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招聘应届毕业生或研究生。
说着，他递过了一份自己写给谷牧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亲笔短信，另外还有一份以蛇口工业区名义致中组部请求在有关省市院校实行招考招聘，解决各种专业人员缺口的报告。这是一份不合“规矩”的越级报告，换上别人，多半不会被理睬。但谷牧深知袁庚不得已而为之，面色凝重，稍一沉吟，在袁庚的短信上写道：“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数，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试行，请酌。”
中组部马上开了绿灯，给蛇口工业区开具了 13张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可以前往全国 13个省市招聘干部。袁庚一下子招来了 100多位人才，笑得像门前树上风中晃动的树叶。
袁庚还亲自出席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见面会，与 300多位应届毕业生一一交谈，鼓励他们到蛇口创业。后来，他从档案中发现一名叫顾立基的大学生很优秀，一是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二是参与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成为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中唯一的区人大代表。一时间，他眼眸放光，决定去“挖”这个大学生。
袁庚骑了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满头大汗赶到清华大学，见到学生就问寝室在哪栋楼，终于在一栋宿舍楼里找到了一脸茫然的顾立基。他盯着顾立基的脸，说起了蛇口的过去和未来，诚恳地说：“我们老了，时间不多了，蛇口和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顾立基原本不了解蛇口，也无意去深圳边陲，但听了袁庚的话，深受感动，朗声说自己愿意跟随袁庚去蛇口工作。袁庚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乐呵呵地握着他的手：欢迎，欢迎啊！
被袁庚看中，而后亲自登门做说客，成功招至麾下的远不止顾立基一个。有些人原本在单位不被重视，但单位听说人要调往蛇口，马上卡住，坚决不放。袁庚很是无奈，对这些被卡的人才说，你辞职吧，我这里收。他知道，这些单位可能会因此去告蛇口的状。他想，最好告到国务院去，那样就可以“捅开干部私有制”，制止人才浪费了。
碰过不少招揽人才的钉子后，袁庚决定创办干部培训班，自己培养合适的人才。他的设想是，委托交通部情报所长期举办干部培训班，每年每人由工业区交 600元的培训费，花点代价，将这些苗子培养出来。
这一思路不久便得到了实现。培训班热热闹闹开办起来，地点在圆坛庙一间废弃的旧军营里。开学第一天，袁庚特意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到场讲话，说：“这里是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是催生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加温器。”以后每一期，他都要挤出时间去看望学员，不断给予勉励，要求他们“为中国的改革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培训班接连办了 9期，学员多数成为招商局企业管理干部中的骨干力量，见证了蛇口的改革历程。
对这些招聘来的人才，袁庚还打破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者必须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1983年，从首届管委会成立开始，蛇口的受聘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袁庚还对管理体制进行重大变革，民主选举干部。1985年 4月，工业区管委会试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蛇口的最高领导机构。
受聘的干部也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工业区“海上世界”的总经理郑奕上任时，年仅 24岁。一次，为如何使用一名干部的问题，他与工业区组干处发生了争执。郑奕年轻气盛，气冲冲跑去找袁庚，请求给予支持。
袁庚严肃地说，在干部问题上，要听组干处的。郑奕面有不悦，心里似有不服。袁庚说，我们的干部没有绝对的责任，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力。“海上世界”是国家的财产，当权、责、利还不是很分明的时候，不应该给个人绝对的权力，用人必须通过人事部门，因为党的组织部门对整个干部队伍有更全面的考量。
郑奕赧然，默默告辞而去。
令袁庚没想到的是，干部聘任等一系列探索性的制度实行，不仅使他成为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行者，还大大激发了蛇口的活力，工业区像一江春水，激情涌动，生机勃勃，奔向蔚蓝色的大海……
袁庚还“放胆”实行了住房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这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1年，袁庚在蛇口开始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通过商品化的方式不断推出新住房，解决了职工住房的不良循环问题。两年后，他在工业区彻底打破“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再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一种新型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极大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也在这一年，他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职工与用人单位不再牢牢绑在一起，而是实行双向选择，这也是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像一个炸雷惊呆了世人。
为了克服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的现象，袁庚又打破了多年的常规，实施改革。1980年，在他的部署下，蛇口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实行公开的工程招标，让所有参与投标的单位，在阳光下进行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这是内地第一次实行工程招标，成为中国基建体制改革的探路之举。随后，尝到甜头的袁庚，将工业区的基建工程项目大都采用这种方式发包，所建的工程不仅质优、价平，建设速度也非常之快。
几年的改革，袁庚品尝到了探索的艰辛，也收获了许多感悟。1981年，阳春三月里的一天，袁庚从香港坐船跨海去蛇口。望着眼前起起落落的海鸥，他突然有了新的感悟，连忙找出一张纸，将感悟记录下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写完后，他默默吟哦，十分满意。
不久，袁庚在工业区干部大会上朗读了这几句话，边读边讲解。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与会人员由衷的赞赏之意。后来，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被竖立在通衢要道上，成为蛇口的标志之一。
袁庚拿下赤湾，便是时间与效率结出的硕果。
1980年 2月，香港的某幢大楼里热气腾腾，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在这里召开“香港与华南能源开发之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大家纷纷抢着发言，畅谈自己对中国南海石油开发后勤基地的设想。袁庚派了三个人出席了研讨会。
这年 7月，中国石油部提出了石油后勤基地的选址设想，第一是新加坡，其次分别为香港、三亚、湛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院长王大勇则建议，利用蛇口工业区的设施将蛇口作为南海石油开发后勤基地之一，石油部认为可以考虑。
11月 10日，石油部一位负责人到香港参加会议，讨论将蛇口作为南海油田后勤基地的可能性。会上，有人提出种种不同意见，袁庚眉毛抖动，急切陈述自己的理由，希望给蛇口机会。会后，袁庚紧急向交通部汇报，建议邀请石油部到蛇口实地考察。交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还拨出专款，派出孙绍先前来蛇口，进行赤湾的前期建设，为蛇口成为石油后勤基地创造有利条件。
袁庚也到位于蛇口西侧的赤湾考察。这块地属于蛇口以外的地界，属深圳市管辖。陪同的孙绍先扬手朝海岸指指点点说，赤湾左边做石油基地，右边建深水港，可以保持蛇口海岸线的完整性，运送的石油靠港就有收入，能以港养港。建港的费用，孙绍先说，为了解决征地问题，可以给深圳市一些股份，还可以把石油部拉过来共同开发，形成合力。袁庚微笑着叫好。
事不宜迟。袁庚马上派人到北京，把三方合作的思路向石油部和交通部汇报。石油部负责人一听，这是好事，马上同意派工作组去蛇口。
这还得征得深圳市委领导人的同意。一天晚上，袁庚拜访了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谈到了共同开发赤湾的设想。梁湘一听，也喜上眉梢，马上同意了。
1982年 1月，石油部、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和招商局的负责人欢聚一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商讨股份合作事宜。各方都很诚恳，很快形成了一份《关于建设赤湾港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服务专题座谈会纪要》。1月 11日，袁庚和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和深圳市市长梁湘联名，郑重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建设赤湾港的报告》，同时附录了《关于建设赤湾港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服务专题座谈会纪要》。国务院同意的批文很快下来了。千百年来孤寂清冷的赤湾，开始了告别荒僻海滩的日子。
6月 14日，袁庚喜气洋洋，和其他五家企业的负责人一道，出席了“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大会。与招商局全资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模式不同，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组成，共同开发建设赤湾。在成立大会上，袁庚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被潮水般的掌声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中央领导人每到蛇口，必定去赤湾走一走，面对日新月异的深水港，他们脸上洋溢着盛开的花那般的笑容，叮嘱陪同的中央各部委、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负责人：南山开发公司的事情，按袁庚的思路办，你们都不要插手干预。
1983年 6月 14日，赤日高悬，海波荡漾，赤湾像过年一般喧闹起来。鞭炮炸响，海鸟一只只腾空而起，搏击在海面上的蓝天。袁庚身着簇新的黑色西装，站在刚建成的深水港一侧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脸挂笑意，不断与前来出席开港典礼的领导人和嘉宾们打招呼。各方面人员都讲完话后，鞭炮声和汽笛声又震天响起来，一艘 1.6万吨的巨轮，装载着 50个集装箱，缓缓启程，开始了前往美国的海上之旅。
袁庚的目光追着万吨轮船良久，又缓缓扫过眼前簇新的深水港区和石油后勤基地，眼睛湿润，内心起伏不已。
嘉宾们也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港口，又望着近在咫尺的 8平方千米现代化工业小城—蛇口，想起这里曾是荒山秃岭的前世，涌起了无限感慨：没想到袁庚这个深圳土生土长的老英雄，到了晚年，还焕发了第二春，开创了一个“蛇口模式”，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
“蛇口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他们在心里默默地说。
7月的烈日像一盆火，热辣辣炙烤着南头半岛平素罕有人迹的荒山秃岭和沿海滩涂。远处，是蓝色大海上一波一波涌动的浪涛，近处则是淌着汗水、熙熙攘攘的建设者队伍。
“轰 —”一声震天巨响，一处荒山被炸裂开来，升腾起一阵黄褐色的灰尘。硝烟和尘土散尽，机械和工人蜂拥而上，将炸碎的土石运到海边，倒进了海里，预备填出一块平整的陆地。
这不仅仅是荒山野岭的开山炮，也是前人不曾放过的改革开放第一炮。站在工地上眺望的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张振声，是袁庚从远洋公司总经理位置上拉来坐镇蛇口的干将，此时脸上既透着兴奋，又有淡淡的忧郁。兴奋的是，这隆隆的炮声开启了全新的事业，做过两广纵队炮兵团长的袁庚又成了下令开炮的最高首长；忧郁的是，许多冷枪冷炮也从阴暗角落里随之而来，令他防不胜防。
不久，张振声担心“晚节不保”，甚或有牢狱之灾，向袁庚递交了辞呈，坚决要求回到远洋公司去干他的老本行。
袁庚苦留不住，只得黑着脸同意。他又找了几个有能力接替张振声的人，他们都噤若寒蝉，拒绝当“出头鸟”。无奈之下，年已 63岁的袁庚咬咬牙，报请交通部和新任的部长曾生同意，自己兼任蛇口建设指挥部总经理。他说：老头子我自己来当这个挨枪打的“出头鸟”！
这时，还是有人冒险偷去香港。一些人从蛇口海岸偷偷下海，游向对岸，中途被海浪吞噬，潮水又把尸体送回蛇口海滩。
一天，袁庚沿海滩信步而行，蓦地发现几个青年围着一堆从海边捡来的骷髅嬉闹。他热血上涌，怒不可遏，紧走几步命令道：把这堆骨头给我埋掉！深深地埋掉！
当晚，袁庚召开紧急会议，动情地说：你们知道那些尸骨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你们的同龄人。只是为了生存，冒死渡向对岸。
他的眼眶蓦然湿润起来：“我年轻时，率领炮兵部队解放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比现在还富。现在，怎么比那个时候还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老百姓？”
几个青年建设者眼里噙着泪花，再次惭愧地低下了头。
对袁庚而言，这尚只是小插曲，更让人冒火的事还在后头。他深深感到，要劈开荆棘，踏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困难重重，甚或随时可能跌入深渊。有时候，还有比战争年代拿下敌人碉堡更难啃的骨头。
蛇口工业区开建伊始，袁庚便有一个大胆设想，摆脱现行体制中的“大锅饭”。1979年 10月，他决定在四航局 600米顺岸式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做法是，每人每日劳动定额运泥 40车，完成者每车奖励 2分钱，超额则翻倍，每超一车奖 4分钱。司机们心下默默一算，超额的收入不少，干劲上来了。人人争先恐后，下班时间到了，也还要多跑几车才肯停下来。
袁庚到工地看了几次，工程进度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快，很是满意。1980年 2月底，这段自筹资金建设的 150米码头工程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袁庚开心地算了一下，四航局车队这次为国家多创产值 130万元，工人虽拿了点奖金，却只占他们多创产值的 2%，还为工业区早日通航争取到了一个月时间。“值！”他望着簇新的码头，展颜笑了。
1980年 3月 22日，东风和煦，花红柳绿，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了生机勃勃的蛇口工业区，袁庚陪同他视察这段码头，并详细介绍建设情况。谷牧伫立码头良久，不断点头，偶尔插问一些问题，袁庚马上做了解答。几天后，谷牧在广州举行的闽粤两省汇报会上，特别首肯了蛇口工业区。他满面春风地说，袁庚他们搞工资计件制度，超产有奖，缩短了工期，“这是路数对头”。
令袁庚没想到的是，阻力很快来了。有人说蛇口搞“奖金挂帅”，是“倒退”。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先后发来文件，不许实行超额有奖等改革举措。
袁庚无可奈何，只好遵令而行，工业区又开始了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大锅饭”。仿佛遭遇了一场海上席卷而来的暴风雨，原本进展迅速的 600米码头工程瞬间慢了下来。一连几天，几乎还是不温不火的老样子。袁庚十分焦虑，带着几个助手赶到一潭死水的施工现场。司机们说，搞平均主义，大家都磨洋工喽，倒霉的还是你们工业区。袁庚看着司机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脸，久久沉默无语。
回来后，袁庚有些焦躁，在逼仄的办公室不停转圈，心想，这样下去，工业区肯定完不成各方面的重托。蓦地，他想，还得向上面申请特殊政策。坐下来，取过纸笔，他略一思索，几乎一挥而就，写下了《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给几个助手看了看，都说好。5月 7日，报告以蛇口工业区指挥部的名义呈送给了交通部等上级部门。
也在这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袁庚，写了一份内参《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内参很快摆放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前。胡耀邦在 1980年 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一直关注蛇口的建设情况。看完内参，他有些生气，批示道：“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依然靠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批转有关部委，说：“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
有了尚方宝剑，蛇口工业区被批准可以实行超产奖。袁庚笑逐颜开，马上通知四航工程处，恢复定额超产奖。司机们沸腾起来，工地上又开始呈现如火如荼的场景。
除码头建设外，工业区所有道路网络也在照计划铺开、延展。这些道路由招商局投资，但按规定，只能交给交通部门的公路局承建，价格也是铁定的一口价，没有任何商讨余地。公路局便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修好一条 7.6千米长的专用公路后，无端留下最后 200米，不铺设沥青，也不说明缘由。其实，负责这条路的工程处处长正跷着二郎腿，悠然等着袁庚送上财物。袁庚急得冒火，催促了几次，就是不见动静，后来经旁人提醒，他才明白工程处处长的意图。
还有一桩令袁庚头痛的事。工业区已与港商和外商签订了 15宗开办企业的协议书，一些合资厂也即将建成投产，但工业区指挥部仅有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与境外通话，排队至少要等一个小时。合资厂的老板们直摇头，其他想进来投资的厂商也开始犹豫。为了引进国外最先进的通信设备，改善通信条件，袁庚的头发都急白了。邮电部却答复说，换可以，但要用 50年代的国产设备。袁庚磨破了嘴皮，对方才终于松口，答应用引进设备，但说由招商局投资建设后，交给他们管理。袁庚没同意，事情拖了 8个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每每想到这些事，袁庚只能苦笑。他想起杨万里的一句诗“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什么时候能像香港企业那样有自主权，不再关卡重重呢？”他望着窗外枝繁叶茂的树木，陷入了沉思。必须将改革受阻的事直达中央才行，但自己级别不够。看来，又只能麻烦中央媒体的记者了。
一份《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沉重内参，很快又到了总书记胡耀邦的手中。胡耀邦紧皱眉头，迅速提笔批了几行字，批评“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谷牧“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些人”。
不久，各种拦路虎悄然消隐了。索贿的工程处处长没等来想象中的财物，而是“祸从天降”，丢了职位。一天后，那段路的最后 200米，铺上了锃亮的沥青。邮电部也放开了口子，蛇口工业区建成了簇新的通信微波站。正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办公的袁庚，接到由蛇口给他打来的第一个长途电话，眉开眼笑，连声说好。
12月 13日，袁庚又走进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他的领导人级别更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上过战场，见过大风大浪的袁庚还是有些拘谨，说话更注意了。
在幽静的中南海勤政殿里，胡耀邦笑容可掬地与袁庚握手寒暄。而后，询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香港的情况，一个是港英当局对 1997年回归的反应。袁庚将自己了解的一切说了出来，胡耀邦点着头。
随后，袁庚开始汇报工作。说到蛇口工业区不搞来料加工，不搞补偿贸易，不搞污染工厂，不欢迎陈旧设备，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工厂时，胡耀邦盯着他的脸问，搞来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袁庚回答后，胡耀邦笑了。
袁庚说起了胡耀邦两次在“内参”上批示，为蛇口解决了大难题的往事，胡耀邦摆摆手，说处理这些问题是他的职责。稍一停顿，他面带愠色说，那位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至极。
袁庚很感动，说，这样的小事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
对于蛇口工业区建设，袁庚谈了五点体会：内外结合，要有相应权力，要有筹措资金的来源，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胡耀邦说，你究竟要多大的权力？能否把你的要求写个报告给我？袁庚答应了。
随后，袁庚说，自己读了总书记在纪委的讲话《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中谈到的党内不良作风，因而深感不安。胡耀邦笑了笑说，问题不少，慢慢来。
告辞时，袁庚说占用总书记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耀邦又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叮嘱说，以后你还可以写信给我嘛。
走出中南海，袁庚还在细细回味总书记的话，内心激动不已。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又在中南海接见了袁庚，袁庚也汇报了工业区的建设情况。这时，深圳已正式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谷牧要他在“蛇口工业区”前面加上“深圳特区”，有利于“放胆去发展”，袁庚笑着说好。
袁庚的确在“放胆”，一连几板斧都敢于开先河。
这时，蛇口工业区的人事管理制度与全国一样，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统调统分，干部和技术人员像螺丝钉般被牢牢固定在某处，难以自由流动。袁庚认为，人才是前进的基石，主张参考香港的招聘经验，通过考试，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坚决杜绝走后门。招工也必须经过考试、体检，合格的签半年试用合同。他还认为，从内地调进的干部，原来的级别、职务一律冻结在本人档案中，干部与经理统统实行聘任制，任期一年。
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设想。1980年 3月，袁庚打算将这一设想付诸现实，向中央郑重上报了关于蛇口工业区面向全国遴选人才的事宜。在报告中，他诚挚地建议说，来应聘应考的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本人自愿原则下，应给予支持鼓励，不应加以阻拦。
一个叫乔胜利的年轻人，成为袁庚人事制度改革的最早受益者。通过考察，毫无背景的乔胜利“时来运转”，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人事科科员、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后来，他还担任了培训中心支部书记。
袁庚的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谷牧似乎看到了南海边袁庚热切的期盼，会心一笑，提笔批示说，“各方均应支持你们”。
1981年 8月，袁庚派人在武汉长江航运局的海员俱乐部贴了一张启事，内容是招考干部。要求是，须应考 3门，除考试英语、国际知识外，还有一门袁庚自己出的作文：试论我国对外改革开放。一时间，海员们奔走相告，有近 50位前来应聘。但因为限于航运局系统招考，考试结果一公布，合格的考生没几个。参加考试的人沮丧，袁庚也大失所望。
这年 9月，袁庚又破天荒地在《广州日报》公开刊登招聘广告，轰动一时，报名者络绎不绝。仅广州一个报名点就有 600多人报名，50多人通过考试被录取，但多数人被原单位卡住，袁庚只能干着急。
1982年 3月，谷牧来到深圳视察，袁庚急忙赶去汇报。见到熟悉的老首长，袁庚也不客套，苦着脸说起了招聘困难，自己打算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招聘应届毕业生或研究生。
说着，他递过了一份自己写给谷牧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亲笔短信，另外还有一份以蛇口工业区名义致中组部请求在有关省市院校实行招考招聘，解决各种专业人员缺口的报告。这是一份不合“规矩”的越级报告，换上别人，多半不会被理睬。但谷牧深知袁庚不得已而为之，面色凝重，稍一沉吟，在袁庚的短信上写道：“任穷同志：这是选人用人的一个新的路数，我看应当支持特区继续试行，请酌。”
中组部马上开了绿灯，给蛇口工业区开具了 13张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可以前往全国 13个省市招聘干部。袁庚一下子招来了 100多位人才，笑得像门前树上风中晃动的树叶。
袁庚还亲自出席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见面会，与 300多位应届毕业生一一交谈，鼓励他们到蛇口创业。后来，他从档案中发现一名叫顾立基的大学生很优秀，一是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二是参与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成为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中唯一的区人大代表。一时间，他眼眸放光，决定去“挖”这个大学生。
袁庚骑了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满头大汗赶到清华大学，见到学生就问寝室在哪栋楼，终于在一栋宿舍楼里找到了一脸茫然的顾立基。他盯着顾立基的脸，说起了蛇口的过去和未来，诚恳地说：“我们老了，时间不多了，蛇口和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顾立基原本不了解蛇口，也无意去深圳边陲，但听了袁庚的话，深受感动，朗声说自己愿意跟随袁庚去蛇口工作。袁庚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乐呵呵地握着他的手：欢迎，欢迎啊！
被袁庚看中，而后亲自登门做说客，成功招至麾下的远不止顾立基一个。有些人原本在单位不被重视，但单位听说人要调往蛇口，马上卡住，坚决不放。袁庚很是无奈，对这些被卡的人才说，你辞职吧，我这里收。他知道，这些单位可能会因此去告蛇口的状。他想，最好告到国务院去，那样就可以“捅开干部私有制”，制止人才浪费了。
碰过不少招揽人才的钉子后，袁庚决定创办干部培训班，自己培养合适的人才。他的设想是，委托交通部情报所长期举办干部培训班，每年每人由工业区交 600元的培训费，花点代价，将这些苗子培养出来。
这一思路不久便得到了实现。培训班热热闹闹开办起来，地点在圆坛庙一间废弃的旧军营里。开学第一天，袁庚特意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到场讲话，说：“这里是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是催生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加温器。”以后每一期，他都要挤出时间去看望学员，不断给予勉励，要求他们“为中国的改革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培训班接连办了 9期，学员多数成为招商局企业管理干部中的骨干力量，见证了蛇口的改革历程。
对这些招聘来的人才，袁庚还打破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者必须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1983年，从首届管委会成立开始，蛇口的受聘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袁庚还对管理体制进行重大变革，民主选举干部。1985年 4月，工业区管委会试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蛇口的最高领导机构。
受聘的干部也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工业区“海上世界”的总经理郑奕上任时，年仅 24岁。一次，为如何使用一名干部的问题，他与工业区组干处发生了争执。郑奕年轻气盛，气冲冲跑去找袁庚，请求给予支持。
袁庚严肃地说，在干部问题上，要听组干处的。郑奕面有不悦，心里似有不服。袁庚说，我们的干部没有绝对的责任，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力。“海上世界”是国家的财产，当权、责、利还不是很分明的时候，不应该给个人绝对的权力，用人必须通过人事部门，因为党的组织部门对整个干部队伍有更全面的考量。
郑奕赧然，默默告辞而去。
令袁庚没想到的是，干部聘任等一系列探索性的制度实行，不仅使他成为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行者，还大大激发了蛇口的活力，工业区像一江春水，激情涌动，生机勃勃，奔向蔚蓝色的大海……
袁庚还“放胆”实行了住房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这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1年，袁庚在蛇口开始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通过商品化的方式不断推出新住房，解决了职工住房的不良循环问题。两年后，他在工业区彻底打破“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再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一种新型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极大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也在这一年，他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职工与用人单位不再牢牢绑在一起，而是实行双向选择，这也是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像一个炸雷惊呆了世人。
为了克服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的现象，袁庚又打破了多年的常规，实施改革。1980年，在他的部署下，蛇口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实行公开的工程招标，让所有参与投标的单位，在阳光下进行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这是内地第一次实行工程招标，成为中国基建体制改革的探路之举。随后，尝到甜头的袁庚，将工业区的基建工程项目大都采用这种方式发包，所建的工程不仅质优、价平，建设速度也非常之快。
几年的改革，袁庚品尝到了探索的艰辛，也收获了许多感悟。1981年，阳春三月里的一天，袁庚从香港坐船跨海去蛇口。望着眼前起起落落的海鸥，他突然有了新的感悟，连忙找出一张纸，将感悟记录下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写完后，他默默吟哦，十分满意。
不久，袁庚在工业区干部大会上朗读了这几句话，边读边讲解。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与会人员由衷的赞赏之意。后来，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被竖立在通衢要道上，成为蛇口的标志之一。
袁庚拿下赤湾，便是时间与效率结出的硕果。
1980年 2月，香港的某幢大楼里热气腾腾，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在这里召开“香港与华南能源开发之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大家纷纷抢着发言，畅谈自己对中国南海石油开发后勤基地的设想。袁庚派了三个人出席了研讨会。
这年 7月，中国石油部提出了石油后勤基地的选址设想，第一是新加坡，其次分别为香港、三亚、湛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院长王大勇则建议，利用蛇口工业区的设施将蛇口作为南海石油开发后勤基地之一，石油部认为可以考虑。
11月 10日，石油部一位负责人到香港参加会议，讨论将蛇口作为南海油田后勤基地的可能性。会上，有人提出种种不同意见，袁庚眉毛抖动，急切陈述自己的理由，希望给蛇口机会。会后，袁庚紧急向交通部汇报，建议邀请石油部到蛇口实地考察。交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还拨出专款，派出孙绍先前来蛇口，进行赤湾的前期建设，为蛇口成为石油后勤基地创造有利条件。
袁庚也到位于蛇口西侧的赤湾考察。这块地属于蛇口以外的地界，属深圳市管辖。陪同的孙绍先扬手朝海岸指指点点说，赤湾左边做石油基地，右边建深水港，可以保持蛇口海岸线的完整性，运送的石油靠港就有收入，能以港养港。建港的费用，孙绍先说，为了解决征地问题，可以给深圳市一些股份，还可以把石油部拉过来共同开发，形成合力。袁庚微笑着叫好。
事不宜迟。袁庚马上派人到北京，把三方合作的思路向石油部和交通部汇报。石油部负责人一听，这是好事，马上同意派工作组去蛇口。
这还得征得深圳市委领导人的同意。一天晚上，袁庚拜访了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谈到了共同开发赤湾的设想。梁湘一听，也喜上眉梢，马上同意了。
1982年 1月，石油部、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和招商局的负责人欢聚一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商讨股份合作事宜。各方都很诚恳，很快形成了一份《关于建设赤湾港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服务专题座谈会纪要》。1月 11日，袁庚和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和深圳市市长梁湘联名，郑重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建设赤湾港的报告》，同时附录了《关于建设赤湾港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服务专题座谈会纪要》。国务院同意的批文很快下来了。千百年来孤寂清冷的赤湾，开始了告别荒僻海滩的日子。
6月 14日，袁庚喜气洋洋，和其他五家企业的负责人一道，出席了“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大会。与招商局全资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模式不同，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组成，共同开发建设赤湾。在成立大会上，袁庚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被潮水般的掌声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中央领导人每到蛇口，必定去赤湾走一走，面对日新月异的深水港，他们脸上洋溢着盛开的花那般的笑容，叮嘱陪同的中央各部委、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负责人：南山开发公司的事情，按袁庚的思路办，你们都不要插手干预。
1983年 6月 14日，赤日高悬，海波荡漾，赤湾像过年一般喧闹起来。鞭炮炸响，海鸟一只只腾空而起，搏击在海面上的蓝天。袁庚身着簇新的黑色西装，站在刚建成的深水港一侧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脸挂笑意，不断与前来出席开港典礼的领导人和嘉宾们打招呼。各方面人员都讲完话后，鞭炮声和汽笛声又震天响起来，一艘 1.6万吨的巨轮，装载着 50个集装箱，缓缓启程，开始了前往美国的海上之旅。
袁庚的目光追着万吨轮船良久，又缓缓扫过眼前簇新的深水港区和石油后勤基地，眼睛湿润，内心起伏不已。
嘉宾们也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港口，又望着近在咫尺的 8平方千米现代化工业小城—蛇口，想起这里曾是荒山秃岭的前世，涌起了无限感慨：没想到袁庚这个深圳土生土长的老英雄，到了晚年，还焕发了第二春，开创了一个“蛇口模式”，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
“蛇口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他们在心里默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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