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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灏：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6 人已围观
1985年 8月，北京的阳光和南方一样火辣起来，胡同、庭院和路边的银杏树叶被烫得半卷，知了躲在叶底一遍一遍嘶鸣，似乎心事重重。
这些天，59岁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李灏也有些心事。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从桌上端起茶杯，刚到嘴边忽又放下，上前几步，紧闭了窗子，似乎要将聒噪的蝉声阻隔在窗外。
李灏的耳边又回响起前些天上级找他谈话的内容：中央决定派你去深圳工作，新职务是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
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深感意外，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愣了一瞬，李灏问道：“这事定了吗？”
广东是他的家乡。1926年 12月，他出生于广东电白县，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担任过粤桂边纵队营教导员、电白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但 1953年从广东调到北京后，他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国务院工作，已在中央机关工作了 32年，如今突然要回到大“基层”去，又年近花甲，他不能不有所踌躇。
更重要的是，这时刚刚起步的深圳，正面临诸多困难，陷入种种非议中。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文，说深圳特区犹如新的“租界”，是在利用政策优势赚内地的钱。《信报》也不惜版面，接连发表“十二评”，说深圳建立在“假大空”基础上，已经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
内地也不例外，各个层面的批评、非议层出不穷。深圳建设中，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借债数额大等问题，为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不满地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
李灏了解这些情况，对自己能否完成上级托付的任务没有把握，顾虑也就更多了。
然而，上级明确告诉他这事已基本确定时，作为一名已有 36年党龄的老党员，李灏不再犹疑，慨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田纪云也找他谈话，慰勉有加，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言外之意，这次是顶不住了。
李灏领受了新任务，但一些要好的友人听说这事，忧心忡忡，劝他不要去，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去深圳就是送死。这令他内心深处颇为忐忑，无端想起了唐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他对家人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李灏后来才知道，派人到深圳去，对深圳班子要做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而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自己与深圳和经济特区颇有渊源。
1978年 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考察团考察欧洲五国，李灏以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的身份成为团员。回来后，他被谷牧指定为起草《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的三人之一。这份报告第一次向中央郑重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建议，是两个月后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其后，李灏又参与起草了几个涉及经济特区的重要文件。1979年，谷牧率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李灏也奉命出席会议，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报告》，正式决定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初，中央便曾几次考虑让李灏去深圳工作，领导特区建设，但因别的缘故，最后没能实现。
有了这些渊源，李灏成为深圳特区新领导人的不二人选。
中央对这次新的任命格外重视。李灏上任前，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一找李灏谈话，有些还意犹未尽，多次找他交谈。邓小平也打算抽时间跟他面谈，但约定时间时，他不巧去了广东参加一个会议，又顺便到深圳调研了几天，错过了一次聆听叮嘱的机会。
不久，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派李灏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担任深圳市市长。随后，李灏在广东省人大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临南下前，国务院领导又找来李灏，当面谈话。窗外酷暑难耐，屋内却似有春风阵阵。寒暄后，他面含微笑，郑重承诺说，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
李灏问：“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国务院领导毫不犹豫地肯定：“当然是。”
李灏放下心来，若不是试验田，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受框框限制了，也就是没有了改革权。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对劳动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但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李灏想，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于是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这些天，59岁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李灏也有些心事。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从桌上端起茶杯，刚到嘴边忽又放下，上前几步，紧闭了窗子，似乎要将聒噪的蝉声阻隔在窗外。
李灏的耳边又回响起前些天上级找他谈话的内容：中央决定派你去深圳工作，新职务是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
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深感意外，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愣了一瞬，李灏问道：“这事定了吗？”
广东是他的家乡。1926年 12月，他出生于广东电白县，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担任过粤桂边纵队营教导员、电白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但 1953年从广东调到北京后，他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国务院工作，已在中央机关工作了 32年，如今突然要回到大“基层”去，又年近花甲，他不能不有所踌躇。
更重要的是，这时刚刚起步的深圳，正面临诸多困难，陷入种种非议中。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文，说深圳特区犹如新的“租界”，是在利用政策优势赚内地的钱。《信报》也不惜版面，接连发表“十二评”，说深圳建立在“假大空”基础上，已经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
内地也不例外，各个层面的批评、非议层出不穷。深圳建设中，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借债数额大等问题，为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不满地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
李灏了解这些情况，对自己能否完成上级托付的任务没有把握，顾虑也就更多了。
然而，上级明确告诉他这事已基本确定时，作为一名已有 36年党龄的老党员，李灏不再犹疑，慨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田纪云也找他谈话，慰勉有加，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言外之意，这次是顶不住了。
李灏领受了新任务，但一些要好的友人听说这事，忧心忡忡，劝他不要去，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去深圳就是送死。这令他内心深处颇为忐忑，无端想起了唐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他对家人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李灏后来才知道，派人到深圳去，对深圳班子要做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而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自己与深圳和经济特区颇有渊源。
1978年 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考察团考察欧洲五国，李灏以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的身份成为团员。回来后，他被谷牧指定为起草《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的三人之一。这份报告第一次向中央郑重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建议，是两个月后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其后，李灏又参与起草了几个涉及经济特区的重要文件。1979年，谷牧率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李灏也奉命出席会议，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报告》，正式决定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初，中央便曾几次考虑让李灏去深圳工作，领导特区建设，但因别的缘故，最后没能实现。
有了这些渊源，李灏成为深圳特区新领导人的不二人选。
中央对这次新的任命格外重视。李灏上任前，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一找李灏谈话，有些还意犹未尽，多次找他交谈。邓小平也打算抽时间跟他面谈，但约定时间时，他不巧去了广东参加一个会议，又顺便到深圳调研了几天，错过了一次聆听叮嘱的机会。
不久，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派李灏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担任深圳市市长。随后，李灏在广东省人大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临南下前，国务院领导又找来李灏，当面谈话。窗外酷暑难耐，屋内却似有春风阵阵。寒暄后，他面含微笑，郑重承诺说，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
李灏问：“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国务院领导毫不犹豫地肯定：“当然是。”
李灏放下心来，若不是试验田，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受框框限制了，也就是没有了改革权。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对劳动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但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李灏想，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于是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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