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深圳市规划委员会刚成立，便立下一大功。开会时，担任顾问的英国专家了解到深圳的旧城改造的情况后，严肃地提出异议，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像一个人失掉了记忆。李灏十分赞同，当即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停止不必要的拆迁，而且决定，不仅在特区内要搞规划，宝安县也不例外。

李灏这几把熊熊大火烧下来，深圳像一匹疾奔的野马，被套上了辔头，全新的局面出现了：矛盾风险得到了化解，管好了队伍和国有资产，铺平了深圳继续前行的道路。

接下来，李灏开始着手完成中央的重托：调整经济结构。

境内外对深圳的一些非议，源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因对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而暂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市政府为了各种基建项目向银行贷款的款项，便已透支到惊人的近 8亿元。

1986年初，中央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为深圳的奔跑指明了方向，指出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会议要求，深圳的工作重点要转到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

李灏成为落实这一任务的主将。

从 1986年开始，市政府大刀阔斧，忍痛清理了 1500多个基建项目，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裁减了近 10万人的施工队伍，停建了 60多幢 20层以上的高楼。这是一场艰苦的硬仗，涉及面很广，一些人很不理解，李灏一时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遵循了几个原则：一是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并非否认过去的成绩；二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三是将调整与改革结合起来。他还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

经过两年左右的调整，深圳的经济进入阳光普照、乌云尽去的坦途，增长既稳又快。三年后，深圳市政府连本带息，还清了所有的银行债务。

这天黄昏，已是市委书记的李灏一身轻松漫步在林荫道上。近处鸟语花香，远处海浪澎湃。他像一个还清了多年家庭债务的闾巷老人，脚步悠闲而轻快。晚霞从树叶间漏泄下来，他像顽童一般伸出手掌，接住了一缕霞光，欣慰地笑了……

李灏还在思考另一盘大棋：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他后来回顾说：“尽管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他的思路得益于几年前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为什么不能把国企独一无二的一个“东家”，分解为几个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地区的国企“东家”？毕竟不同的“东家”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世界银行的专家们第一次提出了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中国应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路。

对这一报告感兴趣的人不多，包括国家体改委，偶然读到的李灏却上心了，一字一句研究后，常常揣摩其可行性。到了深圳，有了试验平台，国企又遇到诸多问题，他决心第一个“吃螃蟹”了。

1986年 10月，在李灏的主持下，《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范围、内容、股东、股份和股票、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劳动人事制度、税收和分配、股份制改造程序等做了规定，选定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 10家国营企业作股份制的试点。这些企业开始了全新的股份制改革，组建董事会、监事会，由投资管理公司委派董事长，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权利挂钩。

这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这些企业起初没有一家心甘情愿，而是在愁眉苦脸中被市政府强制要求。多年后，李灏回顾说：“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们求企业啊！”

1987年 2月，李灏又开全国先河，允许成立私营企业。深圳市政府正式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和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这一破天荒的规定，使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调动了拥有人的积极性，也实现了企业形式的多样化。

国有企业成为新型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必然像水一般流动，证券市场也随之出现了。1987年 9月，在阵阵凉爽的秋风中，深圳宣布成立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 5家企业先后完成股票发行，进入柜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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