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1986年，李灏接任市委书记后，面对愈来愈严重的住房问题，加快了住房制度的改革。1987年，他主持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借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以住房保障为主导，将住房商品化和住房保障结合的具有深圳特色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第二年 6月，《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初夏的习习海风中正式颁布实施，不仅深圳，全国的老百姓也知道了“房屋是商品”的概念。

随后，李灏组织人马对改革方案不断修改完善，1989年又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最终形成“双轨三类多价制”的住房制度深圳模式：第一种是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也满足了一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李灏看着一串串更新的数据，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这项改革，后来没有被巩固下来，老百姓住房依旧紧张。

接着，另一项关乎民生的改革，成为李灏关注的重点。

深圳特区建立之初，劳动保险基本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自保”的传统方式，全部保障项目都由企业承担，职工个人完全依附于企业。随着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保障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一方面，多头管理、政事不分、机构重叠、筹资渠道单一、个人风险意识薄弱等问题，像沉重的包袱压在政府和企业身上。另一方面，劳动保险的覆盖面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阻碍了深圳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李灏深深感到，改革过时的体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紧要任务。

这是必走之路，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社会保障涉及千家万户，稍有不慎，便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李灏经过长久思索后认为，既不能像过去一样“吃大锅饭，国家包起来”，也不能像欧洲那样搞高福利。他决定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

从 1987年开始，经过长达五年的酝酿，深圳社会保障制度方案出台了。1992年 3月，李灏到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特意带上了几份厚重的方案。休息时，他找到了劳动部部长，递过方案后，请他提供意见。劳动部部长认真看了一遍，说，你们这个方案全国行不通，但你们深圳做这个试验我不反对。

李灏心想，你不反对就行。回到深圳后不久，市政府便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以及配套的《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这些政策的实行，构成了深圳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全国首创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建立了全市基金、待遇一致的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了由市社会保险委员会统一领导，市劳动、卫生等部门参与，市社会保险局和医疗保险局分头执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久，市政府还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成为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改革是李灏的核心工作，但他对深圳的长远发展也做了深入思考。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将深圳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李灏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盐田港和深圳机场。

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一时非议四起。李灏没有动摇，说：“没有大港口、大机场，能建国际化大都市吗？”“深圳应有一个成规模的物流中心，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形成优势。”

1988年 12月，深圳宝安区黄田村人声鼎沸，彩旗飘扬，机场奠基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一年多后，机场又以神奇的速度建成通航。第一年，这里通航的航线并不多，但第二年航线便增加到几十条，实现了160多万人次的客流量。到后来，随着特区的发展，宝安机场已成为国际枢纽机场、中国十二大干线机场之一、中国四大航空货运中心及快件集散中心之一。

李灏对盐田港的建设也异常重视，单是 1992年一年参与的有关盐田港的各种会议就达十多次。盐田港开建之初，李灏便决定，先由市财政投入部分资金，然后带动外资投入。当然，这只是设想的最好结果，万一没有外资来呢？李灏也有心理准备，断然说：“如果外资不投入，我们也要干。”最终，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集团答应合作投资，共同建设两个 3.5万吨级和三个 5万吨级的集装箱泊位。

1993年 10月 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气氛庄重而热烈。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和记黄埔合作投资的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合资合同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深圳新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以及香港实业家李嘉诚等人出席了仪式。

年已 67岁，卸任市委书记一职的李灏虽未能躬逢其盛，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他从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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