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浮海，半为招商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绝对先驱，招商局以一己之力，构建出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独特生态，依托自己的航运业“基本盘”，招商局投资、孵化出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工商业态，如一束束璀璨星光，串联起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灿烂星河：第一家大型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家保税仓栈“上海关栈”、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条专线铁路“唐胥铁路”、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家外贸公司“肇兴公司”、第一条专用电话线“天津大沽码头到紫竹林栈房电话线”，另外，还投资、捐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新式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今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前身）……近代中国工商业的探路者招商局，始终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长路上，每多前进一步，扑面而来的是更加辽阔的旷野，盛开着更加繁茂的野花。
 
1901年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谥号“文忠”。这位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但自嘲晚清“裱糊匠”的“李中堂”李大人，一生心力尽付于风雨飘摇中扶大清王朝这座大厦之将倾，经历了无数旁人无缘体味的风霜雨雪，背负累累不堪其重的历史毁誉。
 
晚年时，李中堂的心境不可名状，悲喜莫衷一是。
 
不过，成功创办招商局显然被他视为人生中至为难得的华章。在致刘秉璋（字仲良）信中，素来老成持重的李鸿章曾罕见地写了这么一句：“轮船招商，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各国无不詟服，谓中国第一好事。”
 
写此信时，距离轮船招商局成立还未满一年。
 
1872年12月26日，招商局在上海滩扯起了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大旗，一系列的开放、创新之举让它在回光返照的晚清末期盛极一时。奈何世事常常如梦，往往所托非人，它为之“自强”“求富”的清王朝恰恰是时代的弃儿，中华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民主、立宪已然明牌的浩荡时代潮流中，自私、短视、愚昧的清王室依然满脑子做着家天下的春秋大梦，假意立宪、暗中集权，尽收天下之资却不肯放权分毫于社会。维新不成，革命暴起，最终落了个被横扫出局的可悲下场。继之，军阀混战，外祸连连，徒然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留下了一锅嚼不烂、咽不下的夹生饭。
 
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招商局这艘“轮船”，不得不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急风暴雨中寻找栖身的港湾。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的基本体制发生急剧变化，官督商办的模式随之解体。1912年3月31日，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召开第二次股东常会，成立了新一届董事会，伍廷芳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自此，招商局进入了完全商办时期，改称为“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招商局一直是中国航运业的中坚力量。
 
1937年和1938年，为延缓、阻止日军溯长江西进，招商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江阴、龙潭、马当等长江要塞江面上自沉轮船24艘，包括千吨轮7艘，占当时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其以玉石俱焚的悲壮姿态，展示了近代工商业先驱的民族气节。
 
此后的抗日进入持久战，招商局又在川江开辟航线，实行水陆、水空等多形式联运，支援抗战。但其运力被日军摧毁了2/3以上，航线与业务均极度萎缩，连年亏损。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战局已定。败退中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急令招商局的大江轮全部南撤。渡江战役后，招商局80%以上的轮船和1/3的人员被强迁至台湾。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随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招商局。之后，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解放，招商局的分支机构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1949年9月19日晚，招商局“海辽号”接令从香港赴汕头运兵去舟山。航行途中，全体船员连夜油漆船体以作掩护，辗转菲律宾巴林塘海峡，在惊险、艰难的九天九夜航程后，顺利驶入大连湾，成为招商局第一艘在境外宣告起义的海轮。
 
为纪念“海辽号”起义，中国人民银行将“海辽号”图案印在1953年版人民币5分币正面右侧，流通34年。
 
1950年1月15日晨8时，香港招商局时任经理汤传篪、陈天骏率领全体员工及留港的13艘海轮共600多人宣布起义，并在年底将13艘起义海轮全部安全驶返广州，周恩来总理专门为这一壮举致电祝贺。
 
1949年至1950年，招商局共有17艘海轮船员起义，其中15艘成功返回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支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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