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经济 > 经济综合 经济综合
华强三洋合资公司
作者：段亚兵 来源：《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 责任编辑：kysia 2022-12-27 人已围观
新成立的华强公司开始由省电子局刘忠山副局长负责全面工作。1981 年，省委组织部选调时任湛江地区经委主任的安山到华强公司任职。安山是位老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才20 多岁，随大军从河北唐山南下扎根到了广东。
安山一挑起华强公司这副担子，就感到担子特别沉重。当时的深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华强公司所在的土地，十分荒凉，鸟不生蛋。当时的深南大道只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两边都是成片的竹棚草屋，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华强公司的前身是军工企业，生产八一型军用电台，产品品种单一，没有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的概念；技术研发力量比较弱，不了解国外先进电子技术发展情况；最糟糕的是公司基本上没有市场营运经验，没有市场经营人才。一句话，当时的华强公司，大家懵懵懂懂，不懂得该做什么样的民用产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适合市场，甚至是就算知道也不大会做。由于公司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收入，没有办法解决公司工人们的吃住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找钱来为工人们发工资。有些工人来到深圳后发现困难极多，还不如原来的工厂，就要求回韶关去了。
上任时的安山，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怎么办？当然首先应该解决生产问题。华强公司虽说是省属的军工企业，但是一没有生产资金，二不懂民用产品。只有放下架子，从头做起，学习当时深圳老百姓通行的做法，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在上级领导和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华强公司凑了一些资金，盖起了几栋简易厂房。用竹子、木材、牛毛毡一类材料搭建的厂房，就编号为木1、木2 ；用钢铁金属一类材料建盖的厂房，就编号为钢1、钢2。有了这些厂房，就有了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的条件。与香港老板合作，穿表链；与日本三洋公司合作，生产三洋牌小收音机……总之，有什么活就学着干什么活；只要有钱赚，不管是多少都要想办法去做，大鸡不嫌米小。为了创业，节省每一块铜板。华强公司最初就是这样起步的。
在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过程中，工人们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公司在资金方面也逐步有了一些积累。安山感觉自己的底气足了一点儿，就开始考虑与日本三洋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事情。成立合资公司有好处，会让华强公司有更加稳定的订单和更好的收入。合作方选择三洋公司，是因为它是日本的后起之秀，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三洋公司1947 年由井植岁男创建。“三洋”是指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公司以“三洋”命名表达了想要与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意愿。从名字可以看出公司的胸怀和抱负。三洋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日资公司，早在1983 年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就在深圳蛇口设立了生产基地。
但是，这是一个“不太般配的恋爱”，“富家千金女”看不上“老土的穷小子”。一开始，日方看不起华强公司，不愿意谈合资的事情。安山认识到，谈判桌上，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不可能求对方照顾。想让资本家发善心，简直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要想拥有与对方谈判的资格，必须增强自己的力量，
靠实力说话。安山再次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上级拨款、银行贷款和自己省吃俭用，东凑西凑，集中资金，在深南大道北边建起了一栋标准厂房。正是因为有了这栋厂房，才让三洋公司的老板对华强公司刮目相看。
这栋厂房太重要了，直接促成华强与三洋公司的合作。因此，应当讲一讲建这栋厂房的人。建筑工人不是普通人，是基建工程兵战士。1979 年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当时的深圳急缺建筑队伍，华强公司自然一时难找到合适的建筑队伍。这件事惊动了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工程兵政委的谷牧同志。他决定让当时正在湖南郴州承建东江水电站的基建工程兵36 支队352 团抽调两个连队急入深圳承担这项紧急任务。1979 年12 月20 日晚10 点半，15 连指导员李国栋接到了上级命令，要求部队三天之内赶到深圳。军令一下，连队连夜装车，清早出发，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提前到达了深圳。承建的厂房是钢结构厂房，由日方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标准。日本人要求极其严格，部队施工毫不含糊。两栋钢结构厂房按时建成，质量优良。这是基建工程兵部队为华强北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双方经过商谈签订协议。1984 年4 月，华强三洋合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成立后，引进几条生产线，开始装配生产华强三洋牌收录机。很快，公司达到了年生产收录机100 万台、彩电15 万台的能力。收录机和彩电投放市场后，大受消费者欢迎。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收机、收录机、录像机、彩电、磁头等，品种丰富，性能优越，技术从简单到复杂，都是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双方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回报，合作十分愉快。
1984 年时的华强集团大厦，正是在这座大厦里成立了华强三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使生产稳定下来，对华强公司当然有利。但是，安山感觉到，日方严格控制生产过程。进来多少散件，就要出去多少成品。散件的成本多少钱，日方说了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了什么价钱，中方也无法掌握。日方掌握着产品研发和市场销售两个环节，赚取了大量利润，而华强公司负责制造和装配，分得的利润很少。这就是营销学理论所说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按照这个理论，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是这条微笑曲线的两头，利润丰厚；而中间的一段曲线就是制造加工，利润极少。从小的方面说，华强三洋合资公司产品的研发、市场两头在外，就是一条微笑曲线。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的大部分产业也是这种情况。中国获得了“制造大国”的称号，但这并不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含有挖苦和讽刺的意味。
安山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向日方提出由华强公司负责内销市场。日本人开始不同意。但是经过多次谈判，安山对日方晓之以理：双方是合作关系，应该双赢；如果中方长期利润太低，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日方经过考虑，认为有理，最后同意了。华强公司拿到了国内销售权后，局面顿时大不相同。公司建立了全国销售网络，在主要城市设立了销售点。结果很快就赚到了较多的营销利润，日子好过了。而由于蛋糕做大了，日方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合作双方各得其利，皆大欢喜。
1984 年华强三洋举办合资经营签字仪式
图片来源：吴赛锋主编《华强北40 年影像记忆》
华强公司就是用这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点一滴积累的办法，凑点钱就盖楼。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北角，华强公司建起了第一栋9 层高的厂房，称为一号楼，成为合资公司的生产楼。从一号楼开始，由南向北，一栋接一栋，一直盖了11 栋厂房，办起了收音机厂、录音机厂、电视机厂、磁头厂等一个又一个合资工厂。华强公司占据了华强北街西侧的大半个街道。而华强北街东侧与一号楼一街之隔的是赛格大楼，这两栋楼成为华强北路上最著名的两座大楼，说华强北路的繁荣就是从这两座楼开始的，不算是夸张之词。
安山一挑起华强公司这副担子，就感到担子特别沉重。当时的深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华强公司所在的土地，十分荒凉，鸟不生蛋。当时的深南大道只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两边都是成片的竹棚草屋，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华强公司的前身是军工企业，生产八一型军用电台，产品品种单一，没有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的概念；技术研发力量比较弱，不了解国外先进电子技术发展情况；最糟糕的是公司基本上没有市场营运经验，没有市场经营人才。一句话，当时的华强公司，大家懵懵懂懂，不懂得该做什么样的民用产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适合市场，甚至是就算知道也不大会做。由于公司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收入，没有办法解决公司工人们的吃住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找钱来为工人们发工资。有些工人来到深圳后发现困难极多，还不如原来的工厂，就要求回韶关去了。
上任时的安山，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怎么办？当然首先应该解决生产问题。华强公司虽说是省属的军工企业，但是一没有生产资金，二不懂民用产品。只有放下架子，从头做起，学习当时深圳老百姓通行的做法，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在上级领导和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华强公司凑了一些资金，盖起了几栋简易厂房。用竹子、木材、牛毛毡一类材料搭建的厂房，就编号为木1、木2 ；用钢铁金属一类材料建盖的厂房，就编号为钢1、钢2。有了这些厂房，就有了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的条件。与香港老板合作，穿表链；与日本三洋公司合作，生产三洋牌小收音机……总之，有什么活就学着干什么活；只要有钱赚，不管是多少都要想办法去做，大鸡不嫌米小。为了创业，节省每一块铜板。华强公司最初就是这样起步的。
在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过程中，工人们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公司在资金方面也逐步有了一些积累。安山感觉自己的底气足了一点儿，就开始考虑与日本三洋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事情。成立合资公司有好处，会让华强公司有更加稳定的订单和更好的收入。合作方选择三洋公司，是因为它是日本的后起之秀，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三洋公司1947 年由井植岁男创建。“三洋”是指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公司以“三洋”命名表达了想要与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意愿。从名字可以看出公司的胸怀和抱负。三洋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日资公司，早在1983 年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就在深圳蛇口设立了生产基地。
但是，这是一个“不太般配的恋爱”，“富家千金女”看不上“老土的穷小子”。一开始，日方看不起华强公司，不愿意谈合资的事情。安山认识到，谈判桌上，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不可能求对方照顾。想让资本家发善心，简直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要想拥有与对方谈判的资格，必须增强自己的力量，
靠实力说话。安山再次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上级拨款、银行贷款和自己省吃俭用，东凑西凑，集中资金，在深南大道北边建起了一栋标准厂房。正是因为有了这栋厂房，才让三洋公司的老板对华强公司刮目相看。
这栋厂房太重要了，直接促成华强与三洋公司的合作。因此，应当讲一讲建这栋厂房的人。建筑工人不是普通人，是基建工程兵战士。1979 年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当时的深圳急缺建筑队伍，华强公司自然一时难找到合适的建筑队伍。这件事惊动了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工程兵政委的谷牧同志。他决定让当时正在湖南郴州承建东江水电站的基建工程兵36 支队352 团抽调两个连队急入深圳承担这项紧急任务。1979 年12 月20 日晚10 点半，15 连指导员李国栋接到了上级命令，要求部队三天之内赶到深圳。军令一下，连队连夜装车，清早出发，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提前到达了深圳。承建的厂房是钢结构厂房，由日方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标准。日本人要求极其严格，部队施工毫不含糊。两栋钢结构厂房按时建成，质量优良。这是基建工程兵部队为华强北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双方经过商谈签订协议。1984 年4 月，华强三洋合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成立后，引进几条生产线，开始装配生产华强三洋牌收录机。很快，公司达到了年生产收录机100 万台、彩电15 万台的能力。收录机和彩电投放市场后，大受消费者欢迎。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收机、收录机、录像机、彩电、磁头等，品种丰富，性能优越，技术从简单到复杂，都是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双方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回报，合作十分愉快。
1984 年时的华强集团大厦，正是在这座大厦里成立了华强三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使生产稳定下来，对华强公司当然有利。但是，安山感觉到，日方严格控制生产过程。进来多少散件，就要出去多少成品。散件的成本多少钱，日方说了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了什么价钱，中方也无法掌握。日方掌握着产品研发和市场销售两个环节，赚取了大量利润，而华强公司负责制造和装配，分得的利润很少。这就是营销学理论所说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按照这个理论，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是这条微笑曲线的两头，利润丰厚；而中间的一段曲线就是制造加工，利润极少。从小的方面说，华强三洋合资公司产品的研发、市场两头在外，就是一条微笑曲线。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的大部分产业也是这种情况。中国获得了“制造大国”的称号，但这并不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含有挖苦和讽刺的意味。
安山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向日方提出由华强公司负责内销市场。日本人开始不同意。但是经过多次谈判，安山对日方晓之以理：双方是合作关系，应该双赢；如果中方长期利润太低，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日方经过考虑，认为有理，最后同意了。华强公司拿到了国内销售权后，局面顿时大不相同。公司建立了全国销售网络，在主要城市设立了销售点。结果很快就赚到了较多的营销利润，日子好过了。而由于蛋糕做大了，日方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合作双方各得其利，皆大欢喜。
1984 年华强三洋举办合资经营签字仪式
图片来源：吴赛锋主编《华强北40 年影像记忆》
华强公司就是用这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点一滴积累的办法，凑点钱就盖楼。在深南大道与华强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北角，华强公司建起了第一栋9 层高的厂房，称为一号楼，成为合资公司的生产楼。从一号楼开始，由南向北，一栋接一栋，一直盖了11 栋厂房，办起了收音机厂、录音机厂、电视机厂、磁头厂等一个又一个合资工厂。华强公司占据了华强北街西侧的大半个街道。而华强北街东侧与一号楼一街之隔的是赛格大楼，这两栋楼成为华强北路上最著名的两座大楼，说华强北路的繁荣就是从这两座楼开始的，不算是夸张之词。
很赞哦！ ( )
评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