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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泽琳——筚路蓝缕开新篇

作者:杨移贻 来源:《创新报告 : 起源于深大的 40 位创新榜样》 责任编辑:chen 2023-10-23 人已围观

人物小传
 
潘泽琳,又名潘泽林,1944年出生于粤西信宜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先后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教办、广东省高教局计划财务处任办事员、副科长、科长等职务。
 
1982年,潘泽琳跟随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应邀到深圳市开展调研,并直接参与深圳大学的筹办工作。其间,潘泽琳积极献谋献策,独辟蹊径,并奔走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引进人才,协调关系,为深圳大学“当年筹办、当年招生、当年开学”贡献力量,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深圳速度”。
 
1983年正式调入深圳大学,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年底,创办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开创中国高校开办校办企业的先河,为学校再创办实验银行、实验邮电所、实验商场做好充分准备。这些校办企业不仅为学校扩大教育经费开辟了新渠道,更通过勤工俭学,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1987年,潘泽琳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实验外贸公司”,任总经理。现退休。
 
▲老省长梁灵光伉俪(中)与潘泽琳夫妇合影

弹指间,深圳大学已经度过了40个不平凡的春秋,到了“不惑之年”。人们欢呼她得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随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脚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渐成为一所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时候,也会追忆40年前那一批有情怀、有担当、以改革为使命的先行者,津津乐道他们筚路蓝缕、开辟荆棘的创新创业故事。还有一些人和事鲜为人知,值得我们去搜寻、拾遗。也许,他们仅仅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足挂齿,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历经的凡人小事,也足以反射时代的光芒。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特区人的远见卓识
 
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丽篇章。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几乎是一夜之间,深圳这个边陲小镇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昔日荒芜冷落的黄土地,成了人声鼎沸的建筑工地。内联外引、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转口贸易、商品经济、对外开放……一切都是新的,到处需要人才。可是人才去哪里找呢?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都还没有毕业。局长们急昏了头,叫苦连天;市委书记、市长求贤若渴,也一将难求。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深圳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怎么办?领导和管理者的共识就是走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道路。引进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全国到处都缺人才,引进并不容易也非长久之计;培养则着眼于长远,但只有一个贫穷封闭的农业县底子,基础教育十分落后,根本不具备培养经济建设急需人才的条件。
 
“深圳应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这既是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心声,也是敢为天下先的经济特区开拓者最富有远见的愿景和铿锵有力的决策。虽然当时经济特区的干部,包括市领导都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不但要办好基础教育,还要创办高等教育。没有大学,深圳就难以担负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没有大学,深圳就不能成为现代化国际化的都市。他们不仅仅看到眼前经济特区各项建设急需人才,还为深圳的未来深谋远虑。就是再困难,也要迎难而上,创办一所自己的大学。
 
1981年,中央党校领导范若愚等同志来深圳考察,与深圳市领导座谈时,市领导就向他们表达了对人才的渴求和创办大学的愿望。范若愚同志等回京后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时,谈及深圳有创办大学的愿望,耀邦同志说:“要积极去办。”信息反馈回深圳后,深圳也抓紧将办大学的愿望付诸现实。1982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特区干部培训中心”,速成培养最急需的经济管理人才。该中心设在原宝安县县委大院,陆续开办了投资洽谈人员培训班和商业管理、工业管理、金融管理干部进修班,又争取开办了经济专业的二年制大专班。培训中心虽然缓解了深圳人才紧张的状况,但毕竟规模、能力有限,科类、层次不足,难以担当其他重任。鉴于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初创阶段需要大量商业、管理类人才,市委、市政府决定创办一所经济学院,培养经济方面的应用型人才。深圳经济学院筹备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交由特区干部培训中心承担,由中心副主任杨伊白同志任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抽调中心干部郑鉴枢、张国璞等同志来筹备办工作。
 
深圳高等教育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高教局派出调研组
 
当年,广东省只有20多所高校,经济学科发展得最好的是暨南大学。因此,深圳市希望与暨南大学合作,在深圳办一所经济学院。于是,筹备办派郑鉴枢到广州找门路。
 
郑鉴枢是一位资深革命者和教育家,宝安当地人,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大毕业后,郑鉴枢回到宝安沙井宝民中学教书,曾作为潜伏的中共党员,在宝安和平解放时发挥关键作用。1955年起他担任深圳中学第五任、第七任校长,为该中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市委、市政府要他到“特区干部培训中心”工作并筹办深圳经济学院时,他虽已年过六十,但依然干劲十足。
 
郑鉴枢听闻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简称高教局)财务处主管高教经费的科长潘泽琳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与全省高校都有很好的联系,就去找他咨询创办深圳经济学院的途径。
 
潘泽琳1944年出生于粤西信宜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于1964年考上暨南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1969年5月毕业时,他被下放到洞庭湖畔的一个军垦农场。一年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教办当一名职员。“文革”后期,党政机构逐步恢复,“文教办”撤销,潘泽琳也被分配到广东省高教局,历任计划财务处办事员、副科长、科长等职。由于他办事积极又机敏过人,所以深受局领导的信任,负责全省高教经费的分配,并经常陪局领导到全省各所高校调研。
 
郑鉴枢找到潘泽琳,向他谈了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一所经济学院的迫切愿望,请潘泽琳帮忙出主意。潘泽琳觉得创办一所高校并非小事,便将此事向副局长黄其江做了汇报。
 
黄其江是一位老革命、老红军,又是出色的管理干部。潘泽琳的汇报引起黄其江的重视。当时,教育部正好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号召,黄其江认为必须支持地方兴办高等教育,推进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决定亲自到深圳调研办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带领潘泽琳和高教局计财处副处长李金彩到达深圳,与市领导会谈,了解深圳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创办一所高校的想法和决心。
 
回到高教局以后,黄其江向局党组汇报,表示支持深圳创办一所普通高校,并建议成立一个调研组,亲自挂帅,到深圳做一次深入调查,为深圳创办高等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982年11月10日,以黄其江副局长为组长,高教局办公室和主管教学、设备、财务、成人教育等处室的朱锦鎏、李群、张成达、温剑文、李少白、区庭榛、何道照7位处长、科长组成8人调研组,奔赴深圳。
 
为什么潘泽琳没有参加?这其中另有隐情。
 
原来那个时候,广东省汕头市也提出要办一所大学。省高教局局长林川对此表示支持,指定潘泽琳跟随他一起到汕头调研。
 
黄其江带着高教局7名骨干,深入深圳经济特区教育、经济、计划、财务、人事、外事等部门调研,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对深圳发展的现状、前景、经济结构、人才需求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解并做出评估,结合高校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于11月16日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建议——向深圳市委汇报提纲》。该提纲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既需要管理、经济类人才,也需要其他各类人才;既需要应用型人才,也需要基础好的综合性人才。建议:不办经济学院,而办综合大学,校名可叫“深圳大学”。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现实和深圳肩负改革开放排头兵重任的特点,提出创办一所改革创新的新型大学的基本思路:“这样的大学,既不同于现有的普通大学,也不同于以往的红专大学,而是适合于我国国情和特区建设实际需要的新型大学。”它的任务是培养“既要懂得社会主义,又要懂得资本主义;既要掌握国内建设的经验,又要掌握特区建设的特殊规律;既要具有处理国内问题的本领,也要具有处理涉外问题的本领”的专门人才。
 
深圳市委、市政府接到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调研组的报告后十分重视。11月19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认为提纲提出的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并采取改革创新的办学思想是有远见的,是符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发展需要的,一致同意创办深圳大学,并决定商请广东省高教局协助筹办深圳大学。
 
如此,创办深圳大学正式提到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
 
“卖裤子也要办好深圳大学!”
 
随同黄其江副局长第一次到深圳与市领导讨论创办经济学院时,潘泽琳曾给黄其江算了一笔账,认为划拨6000万元人民币,在深圳创办一所高校是可行的。但全省高等教育的经费就那么多,要省政府同时拨款创办汕头大学和深圳大学,似乎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潮汕籍的香港大富商李嘉诚已经表示要投资建设汕头大学。
 
在高教局,林川是第一把手,曾任汕头市委书记。对创办汕头大学,林川局长是大力支持的,已经和汕头市委、市政府及李嘉诚商谈多次。而且创办汕头大学的动议已经上报至广东省人民政府。
 
潘泽琳参与了两边的工作:一边协助林川带队紧锣密鼓筹办汕头大学,一边承担黄其江受深圳市委、市政府委托,继续为创办深圳大学做前期工作。
 
1982年年底,潘泽琳再次陪黄其江副局长来到深圳。黄其江向市委书记梁湘谈到,高教局局党组已经同意创办汕头大学。他为难地表示,按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投入的状况,同时创办深圳大学与汕头大学有困难,而汕头大学已经得到港商李嘉诚的支持,除了省里拨款外,办学经费的很大部分是李嘉诚投入的。梁湘听罢,不禁拍案而起,大声说:“李嘉诚有钱,我深圳没钱?我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他问创办深圳大学需要多少投入,潘泽琳报告说至少要6000万元。梁湘想了想,说:“我投入一个亿!”这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开创了地方城市独自投资创办大学的先河。也使深圳大学尚未诞生,就肩负起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先锋的重任,“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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