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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春鸣——深大：路的起点，根之所在

作者：杨移贻来源：《创新报告 : 起源于深大的 40 位创新榜样》责任编辑：chen 2023-10-23 人已围观

人物小传

凌春鸣，网名老蠹，广东酒业功勋人物，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专家，葡萄酒国家一级品酒师，国际侍酒师协会（ISG）中国区总代表、首席讲师，品酒师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酒类重点实验室（广东）感官检验师。

除担任中喜酒业董事长，还兼任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品酒师侍酒师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深圳市葡萄酒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深圳市酒类行业协会葡萄酒专家委员会主任。

荣获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进口酒事业领袖”、中国酒类流通协会酒类行业“营销职业带头人”、法国领事馆和波尔多丘公会“波尔多丘葡萄酒形象大使”、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优秀企业家”等称号。

我是1985年考入深圳大学精密机械系本科的，一年半后转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辅修工业管理。三十多年岁月悄悄滑过，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现在已是两鬓斑白，时不时地开始回忆往事。我们这代人都曾背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人只有一次。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当初我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但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要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人生多歧路，我曾面临并做出了种种的选择，可是，无论我做何种选择，其实都是跟某个起点息息相关。这个起点铸造了我的品格、认知方式、人生观与世界观，当然还有我的生活。

一、转系改变人生

我从理科转读文科，可以说是极大的转折点，人生因此也走上新的轨道。在当年，考上大学之后，自己想改变专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深大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申请转系，前提当然是两个系的主任一个愿意放人，另一个愿意接收，双方签字即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人们普遍认为理科要比文科前途更光明些，所以有句俗话说：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所在中学的情况是，一个年级有七个班，其中1、2班是重点班，1班到6班都是理科班，文科班只有一个，而且排在最后，往往数理化成绩不突出的学生会被老师劝送到文科班去。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成绩要比数理化好，也经常拿高分，但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还是选择读理科。当然，我的理科成绩也不差，从初一到高三，一直留在1班。我本来就酷爱读小说，深大的港台图书馆就像是瑰丽的宝库，我经常待到晚上11点钟关门才离开，那段时间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字的特殊感情，也因此产生了转读中文系的念头。

我之所以报读电子精密机械系，是因为了解到这个系是研究机器人的，系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系不仅在深大是第一届，在全国也属于首创，这的确让我兴奋了好长一阵子。可惜，我虽然是科幻小说迷，却不是科学迷，第一学期几乎所有课程都让我觉得沉闷，高等数学跟电子系、建筑系、工民建和应用物理系一起上，分九个班，由于深大本身缺乏师资，我们的老师是从中山大学借调过来的张教授，期末微积分考试，其他班可以带公式表，张教授坚持他教的学生必须死记99条公式，这无疑增加了考试难度。我公开提意见，结果反被训斥一番。最枯燥的是机械制图，与工民建一起上，不是用电脑，而是用铅笔、圆规和各种尺子，描张图纸往往要两三个小时，中间不能休息，否则思路和线路都接不上，老师告诉我们说，想成为一个工程师，这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于是，我扪心自问：难道我这辈子就这么对着制图板过吗？那一年，对我起决定性影响的应该是84级中文系的张海涛师兄，因为是同乡的关系，我们两人来往甚密，且又是乒乓球友，他给我讲读中文系的种种好处，最终让我下定了转系的决心。

在读电子精密机械系一年半后，我正式转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认为这是此生最正确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快乐的选择。因为选读的都是我自己喜爱的东西，所以，考试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毕业的时候，每个学生除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之外，每个系还有一个学生获“优秀毕业生”证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排队上台，接受罗校长亲自颁发的证书。因为转系，专业不同，职业和事业也就不同，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二、性格改变命运

在读大学之前，我性格十分腼腆内向，上台发言经常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可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却变成一个性格极其外向、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当时，我常说一句话：我最讨厌的是坐在下面听别人讲话，我最开心的是站在上面给别人讲话。这话到现在，我还经常引用。性格的改变，最大原因在于深大的环境与氛围。新生入学，听罗征启校长教导我们如何从一个依赖家长的小孩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听完之后，我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投身勤工俭学，经济上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实际上，我也很快做到了这一点。一年级下半学期，我就做了梅斋小卖部的保管员，后来又升任经理。勤工俭学使学生提前融入社会，也使校园有社会化氛围，考试成绩不再是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社交和商业活动成了更重要的身份标志。例如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拉票方式五花八门，要脱颖而出就必须主动出击，努力争取。记得有一年春节，见到在广州读大学的中学同学，他跟我抱怨说原本应该属于他的一个学生干部职位被别人抢走了。我感到很可笑，不仅没有安慰，还训斥了他一通：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自己去要，为什么要等别人给呢？正是这种客观环境促使我的性格由内向逐渐变得外向，而且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彻底的、极端的。

入党大大增强了我的社会交际能力与自信心，我的入党介绍人是83级英语系的陈文生，他毕业后我继任为党支部书记。为了发展新党员，我经常要到各个系去挖掘成绩突出或者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同学，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旦某个同学申请入党，我还要走访他的同班同学及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写成报告递交给党办。每学期我都要做大量的“陌生拜访”，也正是这样的锻炼，使我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能够很快地与陌生人建立亲切的关系。

作为党支部书记，除了要向上级汇报工作之外，我还要定期地给学生或者党员们作报告，这也大大锻炼了我的口才。记得有一次排练话剧，我演一个正面角色，有一大段义正词严的台词，背得我晕头转向，临上台前心里还没底。可一旦面对底下黑压压的大群同学，我立马精神爽朗，倒背如流。2008年开始，我在深圳书城主持“深圳晚8点美酒美食”节目，共两年半，每两周一场，每一场我都是吃饱喝足后立刻登场，无须做任何准备，与嘉宾东拉西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一个小时的节目，这都离不开在大学打下的基础。

在大学里面促使我性格彻底改变的还有一本讲日本推销员的书，名字已经记不住了，讲述的是一个全国推销冠军的故事。成功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他敢敲任何大人物的门，即使吃闭门羹，被人辱骂，也通通无所谓，因为本来就不认识。只要不犯法，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呢？于是，我也开始去敲门。

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学校没有给固定的经费，我就去找书记、党办、校办及各个系的负责人要钱！只要报告写得好，党办和校办总会给一些经费，但有的系领导对学生的党建活动有负面的看法，不仅不给钱，还要说风凉话。碰到这种情况，我也寸土不让。这次说服不了你，过两个星期我还会来。在我当党支部书记期间，给予支持最大的是唐才儒老师及党办的胡老师。除了在校内举办各种活动，我还能组织学生党员到外地旅游，比如罗浮山、珠海等，由于支部生活搞得有声有色，经校党委申报，1988年7月1日中共深圳市党委授予我“深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记得当时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亲自到深大来给我颁奖，他对我说，只有党支部书记才有资格评为市级的优秀党员，其他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都是由老师兼任的，所以我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在读大学生。后来，深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又重新由老师兼任了。

许多人认为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深大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正是这种随时随地能侃侃而谈，即席演讲的特长，使我曾每年主持70场以上的大小活动。在进入酒类行业不久，就被推举为粤港澳葡萄酒商联盟的理事长，绰号“盟主”。公司才刚刚起步不到两年，又被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评为酒类行业“进口酒事业领袖”和“营销职业带头人”，经常在国内各种大型展览和会议上，受邀做葡萄酒专业或者营销主题的演讲，迅速建立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创业的前10年，公司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50%，被公认为行业的奇迹，也因此诠释了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

三、不忘初心，与文字结缘

许多同学认为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不无道理，因为惠普公司的CEO奥莱利女士也是这么认为的。人生无论逆境顺境，不管职位的高低、成功与否，自己的生活态度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在大学期间形成了，并且至今也没有本质的改变。深大的中文系由于刚刚成立，师资匮乏，是跟北京大学联办的，系主任由胡经之老师和乐黛云老师轮流担任，也就是说两位主任一人在北大，则另一个人在深大，每年换一次。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各种思潮与学派蜂拥而至，这对封闭多年、精神处于极端饥渴的年轻一代，其亢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乐黛云老师的中西文学比较，胡经之老师的西方美学，封祖盛老师的中西文化对比，刘小枫老师的诗化哲学，各显特色。坦率地说，我虽然主修汉语言文学，其实对中国传统典籍读之甚少，对古希腊至当代的大哲学家，却能如数家珍。当年对我影响极大，并且持续一生的，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休谟的因果论，康德的二律背反……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这本书对我冲击很大，当时正跟86级中文系梁因谈恋爱，我就说人世间最大的刑罚就是每天做单调重复的工作，所以我要保证45岁之前退休。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创业，我就已经脱离了朝九晚五的生活。2012年，我们两人45岁的时候，我让梁因辞去了旅行社的工作，提前退休，我自己也退居二线，企业交给弟弟春鹏管理，彻底不问公司的具体事务。

在文学方面，我极喜欢俄罗斯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大学期间，我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深得教授西方文学的吴俊中老师喜爱，甚至让我给86级的学生讲一堂俄罗斯文学课。也许是受这些大师的影响，我对人生的苦难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坦然态度，没有前生来世，灾祸与荣华终会被时间一冲而去，但是只要活着，就要争取并保持更好的生活，不要辜负了人生，这就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人生观。“总会过去，享受当下”的人生观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我认为深大的教育实践既教会了我赚钱的方式，也给了我赚钱的能力。我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追逐美酒、美食与财富的内容创业者。

我在大学三年级，就买了一台二手的小电视机，在窗口架上鱼骨天线就能收到香港台。这在当时也算是奢侈品了。在经济来源方面，我主编《书海求索》，加上每年都拿奖学金，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大概在200元。另外一个收入就是稿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章必功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深大的港台图书馆收藏了众多国内看不到的西方文献，我用各种各样的笔名，投了无数稿，中签率虽低，但总是会有收入。那时的稿费，1万字也就是几十块钱，比如，我在《华夏诗报》上发表的战斗英雄史光柱的报告文学《光柱：在黑暗中伸延》，记得有三四万字，稿费是120元。那时候年轻，往往熬一个通宵可以写1万字，而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到100元。

毕业后，我从事外贸工作，迷上了电脑，成为《电脑报》特约撰稿人，写了将近十年。2003年开始，又爱上了葡萄酒，从博客、微博开始，成为国内第一批酒评人，在《新财富》《私人财富》《财智》等众多杂志开辟专栏，是国内最早的葡萄酒栏目特约撰稿人，因此在2013年，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葡萄酒国家一级品酒师”，受聘为国家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专家和葡萄酒国家评委，每年都获得国际、国家或行业的各种奖项及荣誉。在2019年，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酒业功勋人物”，我创建的“中喜酒业”是国家级放心酒工程示范企业，广东酒业“著名品牌”和“销售十强”企业。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的行业影响力，而影响力又源于我的写作能力。这份能力正是在深大中文系学到的。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我的公司就不设专职的业务员，客户的招商主要靠我的自媒体流量，在全国酒类行业，可以说独此一家。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的公司始终能保持高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说，我至今赚到的都是稿费，还在坚持中文系的老本行：码文字。感谢培汉师兄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去重温和分享在深大学习的片段以及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