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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远——在历史纵深和相关的广阔空间中营造创新支点
作者：杨移贻 来源：《创新报告 : 起源于深大的 40 位创新榜样》 责任编辑：chen 2023-11-03 人已围观
人物小传
属于特殊年代的“老三届”（北航附中高中67届），做过农民（山西夏县知青）、士兵、工人。曾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深圳大学。曾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创作员，开实验戏剧之先河，与北京人艺合作（《绝对信号》），获1982年北京市话剧创作一等奖、第二届《十月》文学奖。1985年在深圳大学创办大众传播专业，任电教中心主任。90年代后研究区域经济、地缘政治，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担任执行主编、主要作者，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澳门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担任执行主编、第一作者，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第一作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追求文脉追求和谐》（担任执行主编、主要作者，商务印书馆，2008年）、《谷牧画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夏都知青》（担任执行主编、主要作者，东方出版社，2018年）、电视专题片《德国工业旅游》（担任第一撰稿人和第一编导，CCTV10播出，曾获深圳大学创新奖）。2008年从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退休。2015年创办深圳市九藤文化教育基金会，任理事长。
2023年1月8日，《创新报告》编委会派员专门采访刘会远老师。以下是采访实录（根据录音整理）。
一、创办大众传播专业的一些背景
编委会（以下简称编）：刘老师好！
刘会远（以下简称刘）：你好！
编：这本书是我们为纪念建校40周年而编的。大众传播1985级第一届黄海碧的文章投得比较早，得到了编委们一致的好评。也曾向您约稿，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被罗征启老师称为“深大名片”的大众传播专业创办初期的往事……
刘：我觉得在全校范围内，横向的各个学院和系、纵向的历届学生和老师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黄海碧同学的文章写得很好，已基本反映了当初的情况。如果从参与创办大众传播专业的老师中选一个的话，我觉得熊源伟老师最有代表性。在深大有二十年，前十年搞大众传播，后十年创办了师范学院艺术系并担任系主任。他的文章应该有一半谈大众传播。当然，也包括了我俩和黄海碧、苏江南、王峰、魏娅南、李娜（以上五名同学都曾是专业话剧演员）等同学创办的粤海门实验剧社。熊老师的文章另一半会谈艺术系。
编：谢谢您的推荐，熊老师也欣然应允。可惜，元月3号他突发疾病被夺去了生命。
刘：这事太突然了！大概一个月前，我的儿媳妇英格玛（吉祥三宝中的女儿），把她在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读书时的老师李雅菂请到家里来。谈起音乐剧这个新的专业，我问音乐剧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是谁呀。李老师回答：是熊源伟老师，他的《等到天黑——纽约观剧90天》给人启发最大……我当时感到很震惊。熊老师是“文革”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高才生，在江西的地方戏剧团里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读了三年导演师资班，还是尖子。当时的导演系系主任、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徐晓钟老师非常重视他，认为他融合了表演学与导演学、中央戏剧学院与上海戏剧学院多方面的优势。我知道，凭他深厚的功底，退休后不会闲着，会有不少剧团请他去拍戏。没想到的是，他又做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成为音乐剧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编：我也读过熊老师写的《何妨“六经注我”，安得“我注六经”——中国音乐剧创作之我见》，他不同意坊间的一种说法：认为音乐剧是“歌、舞、表演”的综合，和戏曲的“唱念做打”（舞）如出一辙，戏曲就是音乐剧……
刘：熊老师对音乐剧有全面的论述，就您刚才提出的这一点，他指出了音乐剧区别于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特征——时尚性。
编：确实，如熊老师所说的，音乐剧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它是顺应欧美现代民众的审美需求产生发展的。
刘：除了我刚才谈到的熊老师在表演学、导演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之外，他在深大工作期间还兼任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与香港和国外的戏剧界有密切的交流。这更加开阔了他的视野。
编：戏剧也是一种传播媒介，熊老师在主持大众传播专业时，也会从传播学中汲取营养。
刘：是的。比如请警察大学一位教授来讲“动作语言学”，我和熊老师听完他的全部课程，很受启发。
编：我一下子明白了，虽然中戏徐晓钟院长对熊老师早就评价挺高的，但熊老师最主要的作品和学术成果的发表却是在深大期间。
刘：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编：让我来说吧，熊老师身上体现了表演学、导演学、传播学的融会贯通，也体现了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深圳大学三所名校的优势。
刘：听英格玛的老师谈起熊老师对音乐剧的贡献后，我立刻向熊老师索要他的大作。收到《等到天黑——纽约观剧90天》和《弘一法师——从传记体文献剧到多媒体音乐剧》这两本书是12月18日，离元月3日他去世仅隔半个月。其间我们有密切的语音通话，没感到他身体有问题。
编：我们希望熊老师的夫人李莎老师或儿子熊早导演在整理熊老师遗物时能发现他给我们准备的稿件。但从您推荐熊老师到他答应，也不过十几天时间，应该没来得及写。所以请刘老师多谈谈自己的研究。
刘：林培汉同学理解我要平衡的考虑，他提出我可以谈谈考察黄河明清故道和退休后创办九藤文化教育基金会对沿边地区展开的“战略援教”工作。
编：林培汉是我们这本书的总策划，也是九藤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听了他的介绍，我们也觉得您在这两方面有独特的创新之处，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您还是能先谈一下大众传播专业创办的过程。
刘：黄海碧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因为他文中提到的一些事情是学生自发的行为，所以肯定比我说得更生动。海碧提到过的，我都没有必要再重复。
编：请您把一些关键性的内容说出来，这很重要。
刘：海碧的文章充分展示了深大开放、多元的氛围。
编：正是这种氛围吸引了您和熊老师从北京过来。
刘：是的。
编：20世纪80年代初，由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话剧《绝对信号》轰动一时，被研究戏剧史的学者称为开了实验戏剧之先河。您是这出戏的编剧之一。
刘：熊老师在中戏导演的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品《奥尔菲》，是现代派作品首次在中国上演。我们之所以南下，正是受到了深圳特别是深圳大学开放、多元氛围的吸引。
编：听说传播学院保存着您当年写给中文系负责人乐黛云的报告。
刘：乐先生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她的视野开阔。
编：我非常清楚这段历史，而且对乐先生充满了敬意！
刘：有了开放多元的氛围，一些事不由校领导谋划和亲自部署指挥，却能由一些历史的偶然性促成，特别是深圳大学成为全国首个开办大众传播和招收公共关系专业学生的高校。
编：现在很多大学都有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在中国可是历史悠久。
刘：上海某大学的新闻系有90多年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前辈曾是这个系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传播学学者投奔该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该校迅速开展了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本来在全国是领先的，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理由，这所大学并没有成立学科和专业开展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实质上，把中国内地大学第一个建立传播学的桂冠让出来了。
编：所以你们非常方便地请来该校的陈韵昭老师来讲课。
刘：是的，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的课是由陈老师和他的学生李晓路上的。当我提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张黎主任为我们设计一个教学大纲时，这位女学者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在高校开展传播学教育就靠你们牵头了！她和所带的明安香等几位研究生很快为我们制定了教学大纲。陈韵昭老师和他的研究生祝建华也参与了这个大纲的制定。后来我们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教学大纲，每一门课都是请我们当时能请到的最好的老师来讲。
编：有比较才能更显出深圳大学开放、包容校风的可贵。而且，从黄海碧的文章可以看出，我们大众传播专业第一届学生非常优秀。
刘：当年小平同志主持百万大裁军，部队的许多文工团都被取消了。我们要开展校园戏剧，便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会。比如：黄海碧来自南海舰队文工团，是话剧编、导、演的全才，李红是昆明军区歌舞团台柱子（有第二杨丽萍之称，孔雀舞跳得非常好）、吴韧是部队文工团弹琵琶的……我们拍起戏来可以采用不同的艺术语汇。地方上的剧团没有让学员与大专院校的学历挂钩，像王峰（中铁话剧团）、魏娅南（陕西省人艺）都是高中毕业以后在团里读了三年，已经出师了，实际达到了大专水平，却没有文凭。当时有一个挺轰动的事，广州团市委组织了中国的第一次“青春美”评选。评委会向我们系推荐了男子第一名和女子第二、四名，以及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被认为很有潜力的参选者。我们为深圳电视台免费培养五名电视主持人和编辑，他们又自费来了五个人……
编：有这么好的生源，确实很难得。
刘：得益于罗老师制定的宽进严出的政策。
编：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些都得益于深圳大学开放、多元的氛围，同时你们的努力也是体现深大开放、包容的重要表现，因而被罗老师称为深大的名片。
刘：谢谢您的总结和鼓励。黄海碧留学归来后在郑州工作，协助我联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后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及相关摄像师，组织了黄河明清故道考察队，在整个考察活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对黄河明清故道的考察研究
编：前不久，由您主编，也担任主要作者的《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出第二版了，影响比较大。
刘：1996年，我们争取到正大集团20万元的赞助，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和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联合组成了黄河明清故道考察队，考察了黄河明清故道。经两年研究，汇集三个单位及沿黄水利工作者研究成果的《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一书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这次出第二版可以说是响应习近平同志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的重要讲话。
刘：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发表后，在沿黄各省市形成了黄河热。
编：官方媒体称为“黄河大合唱”。
刘：是的，就免不了有蹭热度，甚至滥竽充数的。
编：负责任的学者应该认真考察、深入研究。
刘：这个时候，《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的价值被凸显了出来，出版社就找到我谈第二版的事。本来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孙东坡教授的意见，因这本书具有“文献性”，就不修订了。我们联系故道沿线的作者又沿故道走了走，发现20多年来，特别是小浪底水库运营以来的一些变化是不能回避的。所以决定在第二版增加了几篇新的文章。
编：第二版用当时深大的校长谢维信给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的信作为代序，并附了宋院长的批复，效果很好！
刘：我们1996年考察，1998年出第一版，那段时间也正好是国内各大媒体隆重纪念“人民治黄”50周年。
编：这里要向读者交代一下，“人民治黄”的历史为什么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6年开始算。
刘：1938年花园口决堤虽然对阻滞日军进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给黄泛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胜利后，在黄泛区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加上一些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呼吁，民国政府于1946年2月成立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准备堵复工作。而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为此提供了援助。
编：但国民党包藏了祸心，企图第二次“以水代兵”。
刘：是的，由于黄河（花园口决堤前的）故道区域有三分之二都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冀鲁豫边区内，抗战时期已有大量老百姓在滩区甚至旧河道中耕种和居住，解放区不但要承担修复河道、河堤等大量工程，还要安置大量移民。而且黄河归故后就会分割解放区，形成对国民党有利的态势。
刘：是的，“人民治黄”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算。“人民治黄5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编：实际上我们一般（特别是联系到历史时期）谈治理黄河，应该是包含了黄河的所有故道。
刘：谢校长给宋院长的信谈到了1998年由中科院和中工院163位院士联名发出“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呼吁，当然是针对黄河断流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对公式化、套话宣传的不满。黄河是世界上第一大多泥沙河流，正因为泥沙沉积，而使下游成为地上河。河床和河堤抬高到一定程度，决堤改道是必然的。
编：是的，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没有决过堤，但河床和河堤还是在不断加高，这就潜藏了更大的危险。所以，院士们呼吁必须为黄河准备一条新的河道。
刘：谢校长指出，科学家应该考虑的是自然规律，可是在人口密集的黄河下游地区，哪里找得到地方，又哪有那么多资金为黄河准备新的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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