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模式推动文化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二、欧洲文化治理模式的政策实践
 
任何一项改革都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民族国家，除了面临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构建任务之外，还必须考虑政府的政策选择问题，以更好地维护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以此为开端，对文化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私行为做出有选择性的约束和指引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政策议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平等、文化民主化概念特别兴盛，受福利国家学说影响，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开始加大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机构数量，例如剧院、艺术馆和博物馆等。然而“文化民主化”措施并未获得理想效果，社会阶层和城乡地理上的不平等仍存在，有些地方甚至造成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七十年代，文化政策开始关注边缘人群，强调民众接触文化的机会与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但文化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制造业发展的减速，文化开始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政府通过刺激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促进边缘地区发展活力。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亦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政策导向。此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各国文化政策正经历着从传统欧陆模式的现代国家干预和公共赞助到市场调控转化的潮流。不同国家和区域受国家政体、管理体制、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所采取的具体文化政策措施也不一样。  
从整体发展态势上来看，文化治理是从文化分权运动开始的。以法国为例，从16世纪起，法国就已形成王室扶持资助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传统。1959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颁布了成立文化部的法令，这标志着政府从单一、零散的资助扶持转向构建系统的公共文化政策体系，中央政府是文化事业的主要投资者。80年代中期，受地方分权运动的影响，法国文化资助体系也趋于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成合作伙伴的方式为主导。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主要依靠合同进行管理。法国政府通过签订文化协定的契约形式确保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而政府的具体文化发展目标则通过财政投入的方式来明确。^⑧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伙伴方式逐步延伸到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中，文化合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项目和共同协议来实现。同时，文化发展资金来源也多样化了，独立的非政府资金提供者，如私营公司、基金会、各种协会和其他的非营利性机构对文化发展的捐赠日益增加。^⑨其他欧洲国家也呈现出不同形式的文化分权趋势，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许多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整个欧洲，从民族国家到泛欧洲国家（欧盟）都开始积极探索通过文化治理模式改进管理机制，以解决文化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传播与（区域）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等。
 
文化治理模式在政策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是：鼓励在公共行动领域实施地区性或社区文化治理，更多地借助非政府力量建立互动网络治理结构，以此来培育并加强社会团体及民众的民主与责任意识，在文化生活中体现文化价值，并予以身份认同感。通过促进更多民众参与到本地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中，活化地区传统，凸显地区特征；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化和接触文化的机会，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并增强社会凝聚力。文化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开放多元系统中的，强调参与能力、合作精神及责任意识。其中包含的积极内容，有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可以重新进行外部定位和内部身份定位；可以促进社区能力；规划这些活动可以抵消当地居民被排斥在决策进程之外的影响，同时加强社区机构和志愿团体力量，发展他们所需的资金、管理、行政和组织技能。^⑩可见，文化参与可以增进个人或团体的发展能力。因此，文化治理模式的意义也正是在广泛讨论文化与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中逐步明晰的。
 
以下是法国里昂市的案例。由于当地文化政策中的文化不再局限于高雅艺术及遗产，而被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该市文化政策的内容也突破了传统范围，泛化到许多活动领域；并在广阔的发展视野中联合了不同行动领域，通过公共行动，使传统公共文化部门趋于消解了。
 
法国里昂市曾试图通过签署一项文化合作宪章，向区域范围内开放其所拥有的机构和文化活动。这项宪章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新的合作形式，力图将文化政策与社会及城市发展政策联系起来。为此，里昂成立了一个负责文化合作的委员会，作为市级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并受到文化和区域发展代表团的监督。该委员会旨在促进文化机构、城市政策的行动者、重大活动、独立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教育、卫生、城市复兴和新经济等方面的网络之间的合作。它通过确保不同领域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扮演着联络者（NetWorker）或设计者的角色。
 
法国里尔市城市政策中对文化资源的调动，没有引起市政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而是通过一些全市性的项目及管理模式的转变而实现的。大里尔委员会（the Grand Lille Committee）是一个将经济、政治、文化、高等教育和研究等领域的城市精英们汇集起来的联盟组织，它发起了里尔竞选欧洲文化之都的活动。其提案是由里尔大都市区城市文化组织（Agenced’Urbanismede Lille Metropole）推动的，该组织发挥着联系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桥梁作用。《里尔2004，欧洲文化之都》计划的提出，高度动员了包括公共、私人和非政府部门在内的当地各方利益相关者，并成为众多城市复兴和经济及社会发展项目的催化剂。^⑪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给出更多的案例，但从欧洲的政策实践中可以归纳出其基本经验：在文化治理框架中努力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及享受服务的渠道，使民众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时，对荣誉、责任、权力等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有更深切的体验，促进相互信任、互惠合作；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完善民主机制，使社会各界在互动中建立共同体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及归属感；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培养包容及创新意识。文化治理模式所倡导的参与理念，相对于传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则更为强调“授之以渔”，即注重培养民众的文化参与能力，不仅包括文化艺术作品欣赏的能力，而且也包含介入文化政策议程的能力。与“授之以鱼”式的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式相比，前者才是激发民众创造力的根本。在传统文化管理中，政府扮演主导者角色，实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以推动文化发展政策及规划行动。该模式若缺乏良好的沟通互动，就会导致反馈信息贫乏。而文化治理模式则强调公私部门、利益团体及民众的共同参与，理论上该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凝聚对于政策发展行动的共识，促进地方资源及力量的整合，但实际操作层面上也存在各方力量的博弈，因此还需要更多国家或地区运作模式的经验性研究和调查报告，在实践中摸索因地制宜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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