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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学40年主潮
作者：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来源：深圳文艺40年 责任编辑：chen 2023-02-02 人已围观
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从早期移民文学到打工文学，再到青春文学及城市文学作家群的形成，可以大致看到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
所谓的城市文学，当然不仅仅是题材、人物，更主要是一种美学和价值观。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是一种互文关系，如理查德·利罕所言：“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的城市是建筑空间、社会空间，小说家眼中的城市则多是心理空间、体验空间，同时也是修辞空间，最终就是文学空间。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在文学中获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文学形式建构了或者说重构了城市生活。对读者而言，认知城市往往要通过文学的建构。因此可以说，城市形象的呈现甚至留存，往往有赖于作家的书写。任何文学的风格或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本土文学运动的萌生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曾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被认同的学术话语，但今天来看，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的话，“新都市文学”显然仍有其生命力。新都市文学是在深圳本土文学运动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容纳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深圳文学形态（尽管它们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
深圳是个新城市，与作家共同成长，处于变动过程之中，所以作为一个背景、舞台，天天发生城市故事，不存在一个相对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属性，让作家无所适从，无从把握它的前世今生。这是深圳城市与作家可以对话的一个特点，也是所谓新都市文学的一个特点。同步性，互文性，共同在场，共同成长，是深圳城市与文学形成的一种关系。在深圳城市文学发展史上，下列作家作品都以各自的创造，成为深圳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标志。
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这篇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和精神的演化中迄今依然具有标志性意义，小说中对启蒙意义上的“个性”诉求，直到今天仍具备感奋人心的力量。这个作品除了深深嵌进深圳这座城市的记忆之外，还跟许多同代人的青春记忆纠缠在一起，不会轻易拆离。
谭甫成的《小个子马波利》，在40年深圳经济特区文学史上是难以绕过，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殿堂里，这个作品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故事背景，在现代性叙事中，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备受现代物质诱惑、灵魂拷问、精神煎熬的传统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形象。作品更大的张力在于，写出了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文明冲突的困惑。一方面，作品赞美现代性的物质和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文化和文明下的生命意义无法忘怀。作品中也处处呈现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种种冲突不仅体现在“我”和马波利两人的对比上，还体现在同一个人的灵与肉、知与行的矛盾和进退失据上。
梁大平的《大路上的理想者》，是一部探索个人自由主题和拷问“深圳梦”的小说，是从人的个体感受出发，对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存在的社会机制的不适应、思维模式的僵化守旧进行批判的文学作品。当然，《大路上的理想者》肌理是现实主义的精细还原，作品灵魂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对个人主体性、自主选择的吁求与探寻，从而作品也就具有中国式现代小说多元风格混合的特点。如果说刘索拉提供了中国式黑色幽默，徐星、王朔提供了中国式塞林格式迷惘，那么，梁大平则是在先锋小说家中，提供了兼有“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情绪的中国式文本，契合了那个启蒙主义时代觉醒者的精神气质和时代气场。
邓一光的中短篇小说“深圳系列”，对城市人精神的压抑、孤独、萎缩、错乱，以其自觉的多样性文体实验加以表现，形式即内容，速度感、情绪流、意识流、梦幻、呓语、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应有尽有，而又自成系统。邓一光孜孜以求的，首先是对人的心灵的探寻，对精神深度的挖掘，对人之为人的理智与情感的思考，对人类精神归宿的沉吟。他的深圳叙事系列中短篇新作有三个主题：对底层的悲悯，他们生存和精神陷入双重困境；对都市人慨叹，他们烦躁恶心，精神萎靡；对现代性拷问，现代性让人不像人，人无法获得精神安放，但他又在理解与同情现代性、现代生活、城市人群。这是邓一光的城市写作与城市诗学，富有批判和反思。同时，他也并没有停留在城市恶乡村好的简单对比，邓一光骨子里是城市诗人，城市是他的母题，是他进入而后重新被生出来的“子宫”，而他作为作品的母亲和子宫，再经过他的身体生出来的作品，除了洞察、揭示、批判、同情、悲悯外，还有就是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发现诗意的思考。
杨争光在深圳20年间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及《从两个蛋开始》《越活越明白》《少年张冲六章》等长篇，坚持他一如既往文体上的先锋意识和对乡土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意识，并尝试拓展新的文学疆域和题材，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伦理、政治、人性的还原、阐释、反讽和反思，以及非常中国化的民间叙事智慧，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绕过的重要作家。
李兰妮探讨人类灵魂深度的长篇纪实文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被评价为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开拓之功，被介绍到国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60年来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重要作品之一。该书的续篇《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描写李兰妮和她的宠物狗周乐乐为了跨越彼此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做出的努力，体悟并呈现了生命的真实含义。
南翔的中篇小说《博士点》接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的传统，作品主人公今附子可堪进入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他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爱》在精确展现深圳商业运作和由经济、金钱直接驱动的人性发展上，通过塑造德宝这个典型的下海知识分子形象，写出了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精神变化。
彭名燕继《世纪贵族》《岭南烟云》等长篇小说之后，2011年推出的《倾斜至深处》，虽没有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但却直面了移民家庭和东西文化冲突的全球性问题，把移民家庭生活中的内在矛盾、日常中的内在紧张、情感中的内在冲突、人心中的内在图像、人际中的内在关系把握并描摹得丝丝入扣。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以普通的深圳人为原型，让他们在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饱受着“情感的震颤”，以后现代主义叙事，制造了深圳新都市文学写作的奇观。薛忆沩创造了我们时代后现代小说诗学和风格上的一个奇迹，也成就了深圳新都市文学叙事技术上的一个高度。
陈秉安长期以来致力于深圳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他的《大逃港》出版至今，引发海内外持续关注，是深港历史题材创作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品。
其他，如吴启泰的历史言情小说，涂俏的系列纪实作品，侯军、王樽、许石林、胡洪侠、姜威、梁二平等的文化随笔，胡经之、钱超英等的文艺批评，都独树一帜，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文体创造，丰富了深圳新都市文学的整体建构。
应该说，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较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比如打工文学；较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比如郁秀的作品；也出现了较早的边缘女性及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比如缪永、盛可以的作品。此外，深圳文学中的底层写作，还较早表现了劳资冲突和现代化公平正义矛盾，比如曹征路的作品；较早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比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其他，丁力、梅毅、孙向学、央歌儿、蔡东、陈再见、弋铧、秦锦屏、刘静好、厚圃、毕亮、曾楚桥、郭海鸿、郭建勋等的作品，也都写出了自己观察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
新都市文学中的深圳从而也就不单是白领金领的深圳，不仅是工商巨子、高富帅白富美的深圳，不仅是富贵、冒险、悬空、奢靡、颓败的深圳，也不仅仅是欲望化叙事、时尚、奇观的深圳，还是原住民的深圳，流水线上的深圳，打工者的深圳，在路上的和流动中的人群的深圳，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之为深圳，就在于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逃难者、失败者，给他们以选择的机会，以重新开始的舞台，以实现自我的期许，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也没有从来如此的“深圳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新”，也是这座城市文学写作的“新”。
可以看得出，无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作家之间相比，深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具备若干“新质”，初步呈现了深圳新都市文学的一种面向。作为一种观察的、经验的角度而非先验理论框架或者具体文学运动的新都市文学倡导，不是面向某一阶层的“圈地运动”，不是自娱自乐的话语游戏，而是一个“软命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主导在文学中的反映和折射，不同的作家均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技法，去表现都市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态和心态。
所谓的城市文学，当然不仅仅是题材、人物，更主要是一种美学和价值观。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是一种互文关系，如理查德·利罕所言：“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的城市是建筑空间、社会空间，小说家眼中的城市则多是心理空间、体验空间，同时也是修辞空间，最终就是文学空间。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在文学中获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文学形式建构了或者说重构了城市生活。对读者而言，认知城市往往要通过文学的建构。因此可以说，城市形象的呈现甚至留存，往往有赖于作家的书写。任何文学的风格或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本土文学运动的萌生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曾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被认同的学术话语，但今天来看，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的话，“新都市文学”显然仍有其生命力。新都市文学是在深圳本土文学运动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容纳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深圳文学形态（尽管它们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
深圳是个新城市，与作家共同成长，处于变动过程之中，所以作为一个背景、舞台，天天发生城市故事，不存在一个相对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属性，让作家无所适从，无从把握它的前世今生。这是深圳城市与作家可以对话的一个特点，也是所谓新都市文学的一个特点。同步性，互文性，共同在场，共同成长，是深圳城市与文学形成的一种关系。在深圳城市文学发展史上，下列作家作品都以各自的创造，成为深圳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标志。
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这篇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和精神的演化中迄今依然具有标志性意义，小说中对启蒙意义上的“个性”诉求，直到今天仍具备感奋人心的力量。这个作品除了深深嵌进深圳这座城市的记忆之外，还跟许多同代人的青春记忆纠缠在一起，不会轻易拆离。
谭甫成的《小个子马波利》，在40年深圳经济特区文学史上是难以绕过，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殿堂里，这个作品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故事背景，在现代性叙事中，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备受现代物质诱惑、灵魂拷问、精神煎熬的传统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形象。作品更大的张力在于，写出了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文明冲突的困惑。一方面，作品赞美现代性的物质和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文化和文明下的生命意义无法忘怀。作品中也处处呈现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种种冲突不仅体现在“我”和马波利两人的对比上，还体现在同一个人的灵与肉、知与行的矛盾和进退失据上。
梁大平的《大路上的理想者》，是一部探索个人自由主题和拷问“深圳梦”的小说，是从人的个体感受出发，对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存在的社会机制的不适应、思维模式的僵化守旧进行批判的文学作品。当然，《大路上的理想者》肌理是现实主义的精细还原，作品灵魂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对个人主体性、自主选择的吁求与探寻，从而作品也就具有中国式现代小说多元风格混合的特点。如果说刘索拉提供了中国式黑色幽默，徐星、王朔提供了中国式塞林格式迷惘，那么，梁大平则是在先锋小说家中，提供了兼有“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情绪的中国式文本，契合了那个启蒙主义时代觉醒者的精神气质和时代气场。
邓一光的中短篇小说“深圳系列”，对城市人精神的压抑、孤独、萎缩、错乱，以其自觉的多样性文体实验加以表现，形式即内容，速度感、情绪流、意识流、梦幻、呓语、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应有尽有，而又自成系统。邓一光孜孜以求的，首先是对人的心灵的探寻，对精神深度的挖掘，对人之为人的理智与情感的思考，对人类精神归宿的沉吟。他的深圳叙事系列中短篇新作有三个主题：对底层的悲悯，他们生存和精神陷入双重困境；对都市人慨叹，他们烦躁恶心，精神萎靡；对现代性拷问，现代性让人不像人，人无法获得精神安放，但他又在理解与同情现代性、现代生活、城市人群。这是邓一光的城市写作与城市诗学，富有批判和反思。同时，他也并没有停留在城市恶乡村好的简单对比，邓一光骨子里是城市诗人，城市是他的母题，是他进入而后重新被生出来的“子宫”，而他作为作品的母亲和子宫，再经过他的身体生出来的作品，除了洞察、揭示、批判、同情、悲悯外，还有就是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发现诗意的思考。
杨争光在深圳20年间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及《从两个蛋开始》《越活越明白》《少年张冲六章》等长篇，坚持他一如既往文体上的先锋意识和对乡土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意识，并尝试拓展新的文学疆域和题材，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伦理、政治、人性的还原、阐释、反讽和反思，以及非常中国化的民间叙事智慧，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绕过的重要作家。
李兰妮探讨人类灵魂深度的长篇纪实文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被评价为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开拓之功，被介绍到国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60年来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重要作品之一。该书的续篇《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描写李兰妮和她的宠物狗周乐乐为了跨越彼此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做出的努力，体悟并呈现了生命的真实含义。
南翔的中篇小说《博士点》接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的传统，作品主人公今附子可堪进入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他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爱》在精确展现深圳商业运作和由经济、金钱直接驱动的人性发展上，通过塑造德宝这个典型的下海知识分子形象，写出了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精神变化。
彭名燕继《世纪贵族》《岭南烟云》等长篇小说之后，2011年推出的《倾斜至深处》，虽没有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但却直面了移民家庭和东西文化冲突的全球性问题，把移民家庭生活中的内在矛盾、日常中的内在紧张、情感中的内在冲突、人心中的内在图像、人际中的内在关系把握并描摹得丝丝入扣。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以普通的深圳人为原型，让他们在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饱受着“情感的震颤”，以后现代主义叙事，制造了深圳新都市文学写作的奇观。薛忆沩创造了我们时代后现代小说诗学和风格上的一个奇迹，也成就了深圳新都市文学叙事技术上的一个高度。
陈秉安长期以来致力于深圳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他的《大逃港》出版至今，引发海内外持续关注，是深港历史题材创作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品。
其他，如吴启泰的历史言情小说，涂俏的系列纪实作品，侯军、王樽、许石林、胡洪侠、姜威、梁二平等的文化随笔，胡经之、钱超英等的文艺批评，都独树一帜，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文体创造，丰富了深圳新都市文学的整体建构。
应该说，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较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比如打工文学；较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比如郁秀的作品；也出现了较早的边缘女性及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比如缪永、盛可以的作品。此外，深圳文学中的底层写作，还较早表现了劳资冲突和现代化公平正义矛盾，比如曹征路的作品；较早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比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其他，丁力、梅毅、孙向学、央歌儿、蔡东、陈再见、弋铧、秦锦屏、刘静好、厚圃、毕亮、曾楚桥、郭海鸿、郭建勋等的作品，也都写出了自己观察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
新都市文学中的深圳从而也就不单是白领金领的深圳，不仅是工商巨子、高富帅白富美的深圳，不仅是富贵、冒险、悬空、奢靡、颓败的深圳，也不仅仅是欲望化叙事、时尚、奇观的深圳，还是原住民的深圳，流水线上的深圳，打工者的深圳，在路上的和流动中的人群的深圳，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之为深圳，就在于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逃难者、失败者，给他们以选择的机会，以重新开始的舞台，以实现自我的期许，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也没有从来如此的“深圳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新”，也是这座城市文学写作的“新”。
可以看得出，无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作家之间相比，深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具备若干“新质”，初步呈现了深圳新都市文学的一种面向。作为一种观察的、经验的角度而非先验理论框架或者具体文学运动的新都市文学倡导，不是面向某一阶层的“圈地运动”，不是自娱自乐的话语游戏，而是一个“软命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主导在文学中的反映和折射，不同的作家均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技法，去表现都市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态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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