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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虎头蛇尾
作者：杨黎光 来源：奔腾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09-18 人已围观
在甲午惨败的阴影笼罩下，在汹涌的士心民意推动下，在维新派的仓促张罗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这次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因为它仅仅维持了103天，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扼杀在了摇篮里。
事实上，这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光绪皇帝推动的变法，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清王朝的权力和利益，但在清廷顽固统治集团眼里，米粒大的权力转移、损失都是剜骨之痛。他们视为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如何保住手里的统治权，而不是这个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政权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命运之间，他们选择的永远是前者。他们宁愿割地赔款，也不许社会变革，危及其统治地位，正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清贵族阶层根本就没有变法的诚意，更没有追求先进文明的觉悟和能力，结果他们硬是把一次变法图强的社会实验，演变成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
本为维护皇权、改良社会而来，竟是与虎谋皮、反被专制皇权横架屠刀。“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里悲愤莫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历史里，难得一见的一场和平改良运动以流血告终，这是一代时代精英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王朝顽固派残忍地毁掉了一次提升中华文明，使之浮出水面喘息、自救的机会。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外来侵略者把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推向坟墓，“百日维新”的夭折，则是唯利是图的统治集团亲手在自己的棺木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铁钉。1900年6月21日向11个列强同时宣战的宣战书，就是 濒死前的癫狂呓语了。
菜市口变法者的鲜血没有警醒清朝统治者一丝一毫，反而刺激他们更深地陷入了一种极端昏聩、仇外、残暴，全面向后转的状态。他们毁掉了中国的进步力量和可能的盟友，却天真地认为民气可用。
“向十一国宣战”闹剧后仅仅二十几天，英、美、法、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随即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狼狈西逃，史称“庚子事变”。
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曾用12字归纳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庚子事变”的结果不光是天量的“庚子赔款”，全国人民无端地再度背上重债，还有后续一系列主权的丧失，以及俄国乘机强占东北。
在最高统治者眼里，只要专制皇权不丢，最后付出代价的就是轻如蝼蚁的万千子民。
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专制皇权思想，也害苦了当时唯一愿意、也能够为清王朝出力的高官群体。在疯狂的1900年，他们里外不是人：狂妄无边的“十一国宣战”前，敢拂太后逆鳞的主和派纷纷伏诛；“庚子事变”后，为失败背锅的主战派人头滚滚。
新的世纪，新的世界，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华文明迎来的却是愈加浓郁的无边黑暗。
老旧不堪的中国大地上，到底还有没有路可走？
有的。就在北京城里改良主义的星火被无情踩灭后，远在京城千里之外、清朝的弃地香港，隐隐露出了新道路的曙光。
19世纪晚期，港岛、南九龙半岛逐渐发展成一个中西交汇的商贸重镇，渐渐显露出了现代城市的雏形。香港人口不断增长，社会日趋多元，各种思潮汇聚于此，在商业、文化上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朝的“弃子”、不久前还是新安县下属的偏远海岛香港岛，在命运无常的操弄下，不经意间成了国内仁人志士观察、思考、比较东西方文明的窗口。
这次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因为它仅仅维持了103天，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扼杀在了摇篮里。
事实上，这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光绪皇帝推动的变法，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清王朝的权力和利益，但在清廷顽固统治集团眼里，米粒大的权力转移、损失都是剜骨之痛。他们视为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如何保住手里的统治权，而不是这个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政权与国家、社会、人民的命运之间，他们选择的永远是前者。他们宁愿割地赔款，也不许社会变革，危及其统治地位，正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清贵族阶层根本就没有变法的诚意，更没有追求先进文明的觉悟和能力，结果他们硬是把一次变法图强的社会实验，演变成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
本为维护皇权、改良社会而来，竟是与虎谋皮、反被专制皇权横架屠刀。“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里悲愤莫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历史里，难得一见的一场和平改良运动以流血告终，这是一代时代精英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王朝顽固派残忍地毁掉了一次提升中华文明，使之浮出水面喘息、自救的机会。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外来侵略者把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推向坟墓，“百日维新”的夭折，则是唯利是图的统治集团亲手在自己的棺木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铁钉。1900年6月21日向11个列强同时宣战的宣战书，就是 濒死前的癫狂呓语了。
菜市口变法者的鲜血没有警醒清朝统治者一丝一毫，反而刺激他们更深地陷入了一种极端昏聩、仇外、残暴，全面向后转的状态。他们毁掉了中国的进步力量和可能的盟友，却天真地认为民气可用。
“向十一国宣战”闹剧后仅仅二十几天，英、美、法、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随即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狼狈西逃，史称“庚子事变”。
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曾用12字归纳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庚子事变”的结果不光是天量的“庚子赔款”，全国人民无端地再度背上重债，还有后续一系列主权的丧失，以及俄国乘机强占东北。
在最高统治者眼里，只要专制皇权不丢，最后付出代价的就是轻如蝼蚁的万千子民。
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专制皇权思想，也害苦了当时唯一愿意、也能够为清王朝出力的高官群体。在疯狂的1900年，他们里外不是人：狂妄无边的“十一国宣战”前，敢拂太后逆鳞的主和派纷纷伏诛；“庚子事变”后，为失败背锅的主战派人头滚滚。
新的世纪，新的世界，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华文明迎来的却是愈加浓郁的无边黑暗。
老旧不堪的中国大地上，到底还有没有路可走？
有的。就在北京城里改良主义的星火被无情踩灭后，远在京城千里之外、清朝的弃地香港，隐隐露出了新道路的曙光。
19世纪晚期，港岛、南九龙半岛逐渐发展成一个中西交汇的商贸重镇，渐渐显露出了现代城市的雏形。香港人口不断增长，社会日趋多元，各种思潮汇聚于此，在商业、文化上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朝的“弃子”、不久前还是新安县下属的偏远海岛香港岛，在命运无常的操弄下，不经意间成了国内仁人志士观察、思考、比较东西方文明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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