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者到保皇党

一向对清廷不理不睬的港英政府这一次却相当配合，于1896年3月4日正式下达驱逐令，5年内禁止孙中山在港居留。此后，港英政府又在1902年、1907年和1913年分别对孙中山发出驱逐令。
 
港英政府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可不是对清廷的应付之举。据英国官方档案记载，1897年9月，孙中山为了试探重返香港的可能性，曾致信港英政府辅政司骆克：“据若干可靠消息，由于我试图把我那悲惨的同胞从鞑靼的桎梏下解救出来，香港政府已剥夺了我的居留权利。请你告诉我，此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10月4日，骆克回复说：“本政府不愿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设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凡若所为，有碍邻国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许者。如先生贸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一八九六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
 
骆克这套说辞虚伪透顶，不值一驳。既然“有碍邻国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许者”，那英国人和港英政府对救助、保护、优待康有为这个清廷通缉要犯如此上心入脑，又该作何解释呢？
 
唯一的解释是：在满口自由民主人权的英国人眼里，只有利益二字。
 
从利益出发，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是英国的半个“自己人”—康有为一直鼓吹中国与英、美、日三国合作以制衡俄国，英国当局私底下视之为可以利用的亲英人士。
 
从现实考量，康有为作为保皇党领袖代表的是清廷统治集团政治力量的一极。彼时光绪皇帝虽被软禁，但仍坐在君王之位，其代表的维新派势力也还在，保不齐哪一天保皇派就咸鱼翻身了。到那个时候，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就是英国手中的一张中国“王牌”了。
 
再不济，维新派政治集团以后始终不咸不淡，无所作为，但有保皇党在海外串联、援助，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始终处处裂缝、累累伤口。一盘散沙的中国、钩心斗角的清廷，正是当时世界霸主的乐见之局。
 
与之相反，志在恢复、振兴中华的革命党就完全不对他们的口味了。革命党人在香港建立秘密机关、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民族主义、发展会党、团结工友、策动广东沿海武装起义，如此种种，显然不利于港英政府的治理，有损于英资财团的利益。
 
另外，英国人翻翻自己两百年来的历史就明白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必定是一只从睡梦中猛醒的难以驾驭的东方雄狮。精于算计的英国人怎么可能去善待一个潜在的强劲对手呢？
 
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面临的绝境：他的革命主张，国内民众无从聆听；他的支持者隐没海外，但他的反对者铺天盖地、势力强大，清廷、保皇派乃至港英政府都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港英政府的驱逐，他只能长年在欧、美、日间的茫茫大海间日夜跋涉、宣讲、筹款、购置武器；他为数不多的信众、同志，只能在港英政府的压制下长久地隐匿于香港的街巷里等待民主革命先驱的召唤，然后一遍又一遍义无反顾地冲向浓雾弥漫的海岸线。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被中华民族奉为伟人，不只是他引导革命党人最终成就了共和大业，更在于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表现出来的绝境中不绝望、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这正是中华文明屡次被风雨摧残后依然繁花绽放的根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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