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两种制度的交接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过程中，每逢重大历史时刻，香港总能体现出其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这一切正是得益于当年高瞻远瞩所制定的香港政策。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香港“留下”了，短短几十米的罗湖桥成了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唯一交接口。
 
1950年7月1日，设立于深圳火车站旁、罗湖桥北岸的罗湖口岸获批，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此后数十年，罗湖桥在东西风激荡起伏的历史烟雨里，见证了无数南渡北归人在此驻足，在此一掬清泪，在此热血偾张。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自罗湖桥出境，就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驻港办事机构，1955年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获得美国绿卡，1960年正式入籍美国。在她的文学作品里，有过一段通过罗湖桥过境时的细腻描写。
 
小说《浮花浪蕊》里，张爱玲写到了女主人公洛贞过罗湖桥：“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与南下出境者的慌里慌张、踉跄而行不同，北上归国者更多的是游子的近乡情怯、赤子的报国激情。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深圳掠影》一文中记录了他留学归国经罗湖桥的激动心情：“让我忆念难忘的只有一个罗湖桥。因为从国外归来，过了罗湖桥，就算是走进了祖国的怀抱。我曾几次在这里激动得流下眼泪，恨不得跪在地上吻一下祖国的土地。”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一手提着一把吉他，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随同钱学森一家从美国归来的是一行20余人的队伍。前来迎接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多年后回忆说：“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接上头后，钱学森也是紧握住朱兆祥的手，激动不已地说道：“这回真的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了。”钱学森一家人的十几箱行李，被深圳罗湖口岸特批免检放行，这是新生的中国对这位归国赤子最真挚的礼遇。归途中，钱学森夫人蒋英悄悄对朱兆祥说：“他今天说的话，可比过去五年加起来都多。”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除了钱学森，还有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姚桐斌、王希季、吴自良、杨嘉墀、陈能宽等在1950年至1957年间，先后跨越千山万水，含着热泪走过罗湖桥，与1950年之前归国的11位科学家一起，组成了人数多达21位、阵容豪华的“两弹一星”元勋“海外军团”。
 
放弃国外优渥待遇，毅然跨过罗湖桥归国为新生的红色中国效力的著名学者、科学家的名单还有一长串：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谢希德、赵忠尧、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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