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终成共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且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大道。
 
大凡重大的历史转折，刚一亮相时不免石破天惊、震撼人心，其实都是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已推石上山，只待伟人下定决心、一鼓而捷。“文化大革命”结束，痛定思痛。此其时也，中央高层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已然下定，尤其是对外开放，他们思考的已经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搞”。
 
风从海上来。
 
1978年这一年，中央层级的领导干部纷纷跨过一度紧闭的国门，经受发达国家经济建设领域“欧风美雨”的洗礼。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在外交领域趴着一堆旧账。这一时期，各国领导人来访挺多，我国领导人回访却很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外国事访问正常化第一时间提上日程。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的高峰年份，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12位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51个国家，同时也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密集的中外互动，让封闭日久的中国人渐渐看清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除了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对等国事访问“回礼”之外，从1978年上半年起，中国政府频繁派出科技、经济考察团赴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进行考察、访问。当年1至11月，经香港出国和去港澳考察的人员多达529批、3213人。
 
这些考察团被称为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先遣队”，其中以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于当年5月出访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五国影响最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20多位代表团成员都是中央和部分省市主管经济的负责人。高层对这次出访高度重视，出访前邓小平多次接见，听取汇报、提出要求。考察团在欧洲大开眼界，回国后，谷牧在多个场合感叹不已：我们跟西方差距太大了，真是让人感到咄咄逼人啊。
 
这次对欧洲五国的定向考察，也让谷牧等代表团成员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资本、技术和产品急于寻找出路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访问期间，欧洲五国政府和民间团体都表达了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都争着要和中国做生意。在法国，谷牧与法国总理巴尔会谈，事先准备先谈政治，巴尔一见面就声明：政治问题我不谈，只谈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总统谈。结果会见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时，双方还是谈经济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政治。知道中国缺资金，所访欧洲五国异口同声，主动表示愿意提供贷款，而且是“借多少给多少”。
 
考察团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专门约见谷牧听取考察情况后，当场拍板：一是坚决要引进外资和外国的技术，二是首先跟外国借钱，三是立即就做。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谷牧的考察汇报，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谷牧把考察情况梳理成三个重要结论：一是“二战”后，西方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采用了现代科技，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现代化水平也很高；二是西方资本出现严重过剩，需要给资金和技术寻找出路，他们生产的商品也迫切需要寻找销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西方人非常看好我们；三是像吸收外资、国与国之间搞合资等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欧洲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大凡发达国家，都是善于利用他国长处。
 
这次会议开了近八个小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作了重要发言，最终形成了这次出访外边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也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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