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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共政策：视野与可能（三）
作者：杨立青 来源：《深圳市文化艺术研究与探索》丛书 责任编辑：Gangan 2023-02-02 人已围观
◎杨立青：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三、文化公共政策与中国城市的未来
1．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城市公共问题的凸显。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5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另一方面这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其中，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整个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以往，由于中国社会一直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政治权力过大，经济和社会权力过小”的格局，但如今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上升及政治权力的相对下降日益成为一个事实。①在此情况下，市场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得多，各种利益关系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也给中国的执政党及各级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城市与农村，等等，都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在此意义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可谓是面对这种社会情势做出的积极、主动的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为城市化起点，达到30%即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到50%则成为城市化国家。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9%，1990年为26%，2001年达到37%，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将从发展中国家的38%的平均水平，接近或达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②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也造成了各种城市公共问题的日益凸显，如外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失业问题较为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共安全问题严峻以及交通和环境问题突出等。可以说，这些城市公共问题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最为主要的问题，能否妥善地处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既考验中国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③也构成政府能否通过自身改革以实现有效转型、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更大发展的关键所在。
2．文化公共政策与城市竞争力。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当今世界都已进入“城市时代”。这不仅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的普遍加速，使得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比例都呈逐年上升趋势；还表现在城市在世界地理版图与权力结构中所确立的主导地位。与农村相比，城市不仅以其巨大而集中的人口规模、庞大的经济资本、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获得了发展的绝对优势，更以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综合资源，而成为世界运转的指挥枢纽和人类生活的中心。
然而，在这个城市时代，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是幸运儿，更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获得相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在世界林林总总的城市当中，其实是有着某种等级结构的：从人口规模来看，有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中小型城市之分；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有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之分；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则有全球城市、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城市之分。而在世界的城市版图和权力结构中，处于权力中心的，往往是那些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发达、综合竞争力强或发展潜力好的城市，而那些条件相对较差的城市则日益被边缘化，进而处于衰败之中。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假如在以往是以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在变化的话，那么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这一进程则无疑加速了。
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全球资源流动性的加快及其运转网络的形成。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对于重要城市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必须从世界城市网络的“流动空间”中的核心“节点”（node）区位上进行认识。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信息—全球经济的组织以命令和控制中心为核心，他们能够协调、创新与管理公司网络的复杂活动……这些位居一切经济过程的核心，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能源或各种服务业。所有先进服务业都可以简化为知识生产和信息流动……在空间上，这类活动的上层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几个节点中心。这种集中延续了都市中心的层级，以权力和技术而论，其最高层次的功能皆集中于某些都会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核心节点相对应的是，“环绕这些节点的地域所扮演的功能越来越属次要，有时候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具有负面功能”④。也就是说，随着通讯的发达和信息的流动，全球资本通过一个个环绕需要各种专门技术的巨型城市（群）而得到运转，在知识密集的情况下，产生了在一个空前动态的地方的过度创新，这个巨大的世界城市将它大量的思想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其他城市则只能处于接受者的地位。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前者代表着强大的竞争力，后者的竞争力则相对较弱。而情况往往是：一些城市的成功必然也是以另外一些城市的相对衰落、衰败为参照的，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性，其实也是急剧推进的“全球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这也就是“竞争力”之所以引起各个城市“经营者”严重关切的语境，如何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就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此语境下，由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走向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与互动，以“文化产业”为标识的文化经济的兴起，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然而，基于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及相关资源的快速流动性，如何在这一情势下吸引、争取和整合这些资源，以此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便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其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城市所推行的文化公共政策及其所形成的文化软环境，无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开放、自由、多元化等文化价值取向并付诸某些公共政策来加以制定与执行，是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面貌的。事实上，城市的竞争力有时并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更主要地体现在城市文化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它集中体现在城市所推行的文化公共政策及其政策产出中。这或可称之为文化公共政策的“外部性”。
文化公共政策涵盖了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方案、措施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为例，早在20与21世纪之交，世界许多大中城市都对各自在新世纪中的发展战略做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将文化战略及相应的文化政策作为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核心。2000年，新上任的大伦敦市市长提出了一个空间发展战略—伦敦计划。该计划针对伦敦作为一个文化之城，提出了以下的政策发展方向：增强伦敦作为一个世界之城的吸引力、更新地方社区、增加发展的机会。同时，大伦敦市政管理机构法令要求组建一个文化战略小组，提出有关伦敦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这个法令要求文化产业政策实施范围包括：艺术、旅游和体育运动，古迹，伦敦的历史、考古，博物馆和画廊，图书馆，自然的珍宝和古物，广播、电影和其他媒体。从中我们已经看到其发展文化产业、确立文化城市的重要政策思路：（1）为了巩固伦敦作为世界之城的角色，应当增进它的文化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吸引重要的国际活动，寻求全球性的文化伙伴；（2）增进作为一个多元化和创造性的城市市民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自豪感；（3）开拓伦敦的公共场所，不管是公园、图书馆、街道还是地铁车站，都应该成为人人参与并对城市文化更新做出贡献的场所；（4）通过保证城市的文化生活使所有伦敦人都能够参与并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领地；（5）发展旅游战略，以确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使其成为伦敦吸引旅游者的主要特征；（6）在教育领域推动创造性，确保在伦敦成长的年轻人有机会发展他们的创意技能和活力；（7）将创意工业作为催生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手段。⑤
以此看来，通过文化公共政策推动城市文化大发展乃至城市竞争力的增强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而世界上一些以文化公共政策作为发展战略核心的城市所衍生出的模式及经验，对我国城市在未来制订文化公共政策、提升城市竞争力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价值。
三、文化公共政策与中国城市的未来
1．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城市公共问题的凸显。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5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另一方面这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其中，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整个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以往，由于中国社会一直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政治权力过大，经济和社会权力过小”的格局，但如今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上升及政治权力的相对下降日益成为一个事实。①在此情况下，市场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得多，各种利益关系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也给中国的执政党及各级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城市与农村，等等，都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在此意义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可谓是面对这种社会情势做出的积极、主动的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为城市化起点，达到30%即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到50%则成为城市化国家。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9%，1990年为26%，2001年达到37%，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将从发展中国家的38%的平均水平，接近或达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②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也造成了各种城市公共问题的日益凸显，如外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失业问题较为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共安全问题严峻以及交通和环境问题突出等。可以说，这些城市公共问题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最为主要的问题，能否妥善地处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既考验中国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③也构成政府能否通过自身改革以实现有效转型、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更大发展的关键所在。
2．文化公共政策与城市竞争力。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当今世界都已进入“城市时代”。这不仅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的普遍加速，使得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比例都呈逐年上升趋势；还表现在城市在世界地理版图与权力结构中所确立的主导地位。与农村相比，城市不仅以其巨大而集中的人口规模、庞大的经济资本、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获得了发展的绝对优势，更以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综合资源，而成为世界运转的指挥枢纽和人类生活的中心。
然而，在这个城市时代，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是幸运儿，更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获得相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在世界林林总总的城市当中，其实是有着某种等级结构的：从人口规模来看，有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中小型城市之分；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有发达城市、次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之分；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则有全球城市、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城市之分。而在世界的城市版图和权力结构中，处于权力中心的，往往是那些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发达、综合竞争力强或发展潜力好的城市，而那些条件相对较差的城市则日益被边缘化，进而处于衰败之中。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假如在以往是以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在变化的话，那么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这一进程则无疑加速了。
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全球资源流动性的加快及其运转网络的形成。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对于重要城市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必须从世界城市网络的“流动空间”中的核心“节点”（node）区位上进行认识。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信息—全球经济的组织以命令和控制中心为核心，他们能够协调、创新与管理公司网络的复杂活动……这些位居一切经济过程的核心，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能源或各种服务业。所有先进服务业都可以简化为知识生产和信息流动……在空间上，这类活动的上层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几个节点中心。这种集中延续了都市中心的层级，以权力和技术而论，其最高层次的功能皆集中于某些都会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核心节点相对应的是，“环绕这些节点的地域所扮演的功能越来越属次要，有时候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具有负面功能”④。也就是说，随着通讯的发达和信息的流动，全球资本通过一个个环绕需要各种专门技术的巨型城市（群）而得到运转，在知识密集的情况下，产生了在一个空前动态的地方的过度创新，这个巨大的世界城市将它大量的思想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其他城市则只能处于接受者的地位。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前者代表着强大的竞争力，后者的竞争力则相对较弱。而情况往往是：一些城市的成功必然也是以另外一些城市的相对衰落、衰败为参照的，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性，其实也是急剧推进的“全球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这也就是“竞争力”之所以引起各个城市“经营者”严重关切的语境，如何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就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此语境下，由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走向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与互动，以“文化产业”为标识的文化经济的兴起，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然而，基于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及相关资源的快速流动性，如何在这一情势下吸引、争取和整合这些资源，以此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便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其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城市所推行的文化公共政策及其所形成的文化软环境，无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开放、自由、多元化等文化价值取向并付诸某些公共政策来加以制定与执行，是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面貌的。事实上，城市的竞争力有时并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更主要地体现在城市文化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它集中体现在城市所推行的文化公共政策及其政策产出中。这或可称之为文化公共政策的“外部性”。
文化公共政策涵盖了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方案、措施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为例，早在20与21世纪之交，世界许多大中城市都对各自在新世纪中的发展战略做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将文化战略及相应的文化政策作为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核心。2000年，新上任的大伦敦市市长提出了一个空间发展战略—伦敦计划。该计划针对伦敦作为一个文化之城，提出了以下的政策发展方向：增强伦敦作为一个世界之城的吸引力、更新地方社区、增加发展的机会。同时，大伦敦市政管理机构法令要求组建一个文化战略小组，提出有关伦敦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这个法令要求文化产业政策实施范围包括：艺术、旅游和体育运动，古迹，伦敦的历史、考古，博物馆和画廊，图书馆，自然的珍宝和古物，广播、电影和其他媒体。从中我们已经看到其发展文化产业、确立文化城市的重要政策思路：（1）为了巩固伦敦作为世界之城的角色，应当增进它的文化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吸引重要的国际活动，寻求全球性的文化伙伴；（2）增进作为一个多元化和创造性的城市市民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自豪感；（3）开拓伦敦的公共场所，不管是公园、图书馆、街道还是地铁车站，都应该成为人人参与并对城市文化更新做出贡献的场所；（4）通过保证城市的文化生活使所有伦敦人都能够参与并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领地；（5）发展旅游战略，以确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使其成为伦敦吸引旅游者的主要特征；（6）在教育领域推动创造性，确保在伦敦成长的年轻人有机会发展他们的创意技能和活力；（7）将创意工业作为催生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手段。⑤
以此看来，通过文化公共政策推动城市文化大发展乃至城市竞争力的增强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而世界上一些以文化公共政策作为发展战略核心的城市所衍生出的模式及经验，对我国城市在未来制订文化公共政策、提升城市竞争力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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