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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理坐标下的空间切入
作者：刘洪霞 来源：《深圳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学的崛起》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20 人已围观
在吴君作品的标题或者作品的正文中，出现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理坐标，例如“华强北”“天鹅堡”“关外”“百花二路”“岗厦”“深圳西北角""十二条""二区到六区""十九英里""陈俊生大道""蔡屋围”，等等，不可枚举，这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这些深圳人最为熟悉的地名，吴君旗帜鲜明地用真实的地理坐标指示她所虚构的文学空间。作家为何如此乐此不疲地书写？吴君的回答是："虽然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生活在深圳不同的地点，经历着各自的故事，但如果从整体上看他们，是有一个暗含的脉络把他们都牵连到了一起。我希望这些小说之间、人物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把深圳所有的地方全部涉及是我的一个理想。汇聚起来，将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深圳版图，比如有人到深圳盐田街的时候，他如果是我的读者，可能想到陈俊生就是这条街上的工人，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当然，作家的心愿是美好的，这也是她所潜心追求的有特点的叙事，但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她无意之中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一种书写新城市的方法论，那就是从城市空间角度的切入。对于城市书写来说，从时间角度的叙事可能更方便呈现城市的前世今生，人物也可以依据时间的线索来展开活动，文学史上的城市文学往往都采用这种视角。这些城市都有漫长的城市历史，在同一座城市里，可以书写几代人的轮回，犹如史诗般悲壮，例如，《悲惨世界》之于巴黎，《长恨歌》《繁花》之于上海，《朱雀》之于南京，悠长的岁月沉淀下来的一个个古老灵魂有着独特的美学意义。布罗茨基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说，圣彼得堡太年轻了，不足以建立安慰人的神话学。对于一个仅有四十年历史的城市，从时间角度的进入并不具备书写的优势，显然很难走进城市的肌理与内在。于是，空间角度的切入自然成为吴君书写深圳城市文学的最佳选择，把人物放在空间中，而不是把人物放在时间中，在空间中凸显人物的特点，在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中被她运用得得心应手。李德南认为："作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迅速崛起的新城市，深圳缺乏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是一座快速成型的城市，给人的感觉，正如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它所经历的时间过于短暂，几乎是无历史感的，也是无时间的。它只有今生，而没有前世。因为历史感的缺失，空间的效应则更为突出。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是源自时间而是源自空间，尤其是具有童话色彩、理想色彩的公共空间。”而吴君敏锐地发现，地理空间之下所隐藏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以及其中存在的巨大的社会问题。于是，她在深圳的地理空间中放置了虚构的人物，营造了虚拟的氛围，这些人物在特殊的场域中来去自如，活色生香，并且不同作品之间的人物正如作家所愿，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版图。
《关外》与《皇后大道》这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制造了二元对立的空间场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对照的二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作家心中的一个稳定结构，根植在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主轴线，也是作品人物展开活动的界限。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从空间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讨论作品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的问题。在她笔下，深圳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铁板一块的空间。完整的空间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但是却被她区分成了各种层次的小空间，这些小空间既交叉，又独立。关键是，不同空间之间的僭越似乎是个很有难度，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她所标识的空间，代表着阶级、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
吴君在《关外》中有这样的描述："关外就是个县城，破旧、脏乱，跟国际大都市的深圳无关。”如今的关外已经与深圳成为一体了，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关外代表着贫穷和落后，而关内则代表着富有和文明。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恋爱中的年轻人，可是一个是穷小子，一个是富家女，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一个在关外，一个在关内。富家女却扮演成与穷小子同一阶层的穷人，从豪宅区的关内搬到了关外，想要得到她所追求的爱情。但是结局却令人失望，穷小子竟然背着她去相亲，为的是过上富人的生活。当一切都在现实的面前被无情地击碎时，她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放弃关外的生活，重新回到属于她的活动空间——关内。她在回关内的路上，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它掠过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基地——宝安，那些破落的、雨天总是积水的小市场街道时，黄倍倍有些动情，接近两百天，她真实地生活过。而进入书卷气的南山时，黄倍倍已忍不住欣喜，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福田···········满眼都是美好·久违的亲切，她感到了温暖踏实。深南大道气派非凡，街道宽敞、安全，红树林，还有十二万一平米，由少数人共同筑就的富人城堡 ……
在这里，让她感到美好和温暖的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深南大道，这些少数人筑就的富人城堡，是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与关外的空间很难置换。事实证明，在美好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感召下，她无法走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反之，穷小子自己也没有能力走进这一空间，也就是说，阶层的僭越是无法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阶级差别，以及底层阶级与这座城市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通过空间的差别来讨论阶级、贫富差别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作品。
《皇后大道》是比邻空间之间的比较。《皇后大道》的空间选择不是“皇后大道”，因为那里属于深圳的邻居香港，皇后大道只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财富、成功、荣耀和理想，故事发生的真正空间是深圳沙一村。住在深圳沙一村的许多女孩都嫁到香港去了，包括陈水英的闺蜜阿慧，这让陈水英焦虑不堪，她发誓一定要嫁到香港去。在这其中. 她做出了种种努力，甚至离婚。但最后的结局是，她看到了阿慧的丈夫是一个癫痫病人，阿慧每天用自己的双手维持着一家人拮据的生活。陈水英的父亲这时才说："阿慧那男人有癫痫病，我看第一眼就知道了。可是不敢说，怕被人打死。……我真该死啊，但是如果说了，最多也就是挨顿打，也不会让她受这么多苦。"最后，陈水英从一个空间置换到另一个空间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她和女儿还是留在了沙一村，依旧过着属于她的生活。
深圳诗人许立志在他的诗歌《这城市》中写道，"这城市城中村距市中心有十万八千里"，城中村也在深圳的城市中间，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夸张的修辞，但这不是物理的距离。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距离，是贫富阶级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批人，不惜千里万里，背井离乡，来到深圳，追寻他们的"深圳梦"。这"深圳梦"到底是什么，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深圳这一地理空间所赋予的好生活。“他们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首先是被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吸引"，例如宽阔的深南大道、高楼大厦、霓虹灯。可是，真正属于打工者的私人空间是什么样的，狭小、逼仄、肮脏，甚至没有尊严，“这些私人空间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深圳梦"。深圳梦与严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小说《亲爱的深圳》中，农民李水库到深圳去寻他的媳妇程小桂，目的是接她回到家乡生孩子，可是程小桂不但不想回去，还帮李水库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们俩分别住在六人、八人的宿舍里，李水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媳妇，饥渴难耐，但是没有属于他们俩的一处私人空间。终于程小桂找了一个地方，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这种空间只能让李水库忍受各种莫名其妙的羞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作家本身这时候也会困惑，轻轻地发问：这是深圳吗？深圳本应该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际性都市，但为什么这对小夫妻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没有。类似的描写在《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等其他作品中也多有涉及。实际上，吴君对现代的公共空间与屈辱的私人空间的比较的意义是，不仅引出了阶级的概念，贫富巨大差异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城市空间与社会公正的深刻问题。真实地理坐标下的空间虚构，呈现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成为吴君的标识性写作特点。
当然，作家的心愿是美好的，这也是她所潜心追求的有特点的叙事，但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她无意之中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一种书写新城市的方法论，那就是从城市空间角度的切入。对于城市书写来说，从时间角度的叙事可能更方便呈现城市的前世今生，人物也可以依据时间的线索来展开活动，文学史上的城市文学往往都采用这种视角。这些城市都有漫长的城市历史，在同一座城市里，可以书写几代人的轮回，犹如史诗般悲壮，例如，《悲惨世界》之于巴黎，《长恨歌》《繁花》之于上海，《朱雀》之于南京，悠长的岁月沉淀下来的一个个古老灵魂有着独特的美学意义。布罗茨基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说，圣彼得堡太年轻了，不足以建立安慰人的神话学。对于一个仅有四十年历史的城市，从时间角度的进入并不具备书写的优势，显然很难走进城市的肌理与内在。于是，空间角度的切入自然成为吴君书写深圳城市文学的最佳选择，把人物放在空间中，而不是把人物放在时间中，在空间中凸显人物的特点，在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中被她运用得得心应手。李德南认为："作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迅速崛起的新城市，深圳缺乏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是一座快速成型的城市，给人的感觉，正如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它所经历的时间过于短暂，几乎是无历史感的，也是无时间的。它只有今生，而没有前世。因为历史感的缺失，空间的效应则更为突出。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不是源自时间而是源自空间，尤其是具有童话色彩、理想色彩的公共空间。”而吴君敏锐地发现，地理空间之下所隐藏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以及其中存在的巨大的社会问题。于是，她在深圳的地理空间中放置了虚构的人物，营造了虚拟的氛围，这些人物在特殊的场域中来去自如，活色生香，并且不同作品之间的人物正如作家所愿，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版图。
《关外》与《皇后大道》这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制造了二元对立的空间场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对照的二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作家心中的一个稳定结构，根植在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主轴线，也是作品人物展开活动的界限。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从空间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讨论作品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的问题。在她笔下，深圳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铁板一块的空间。完整的空间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但是却被她区分成了各种层次的小空间，这些小空间既交叉，又独立。关键是，不同空间之间的僭越似乎是个很有难度，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她所标识的空间，代表着阶级、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
吴君在《关外》中有这样的描述："关外就是个县城，破旧、脏乱，跟国际大都市的深圳无关。”如今的关外已经与深圳成为一体了，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关外代表着贫穷和落后，而关内则代表着富有和文明。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恋爱中的年轻人，可是一个是穷小子，一个是富家女，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一个在关外，一个在关内。富家女却扮演成与穷小子同一阶层的穷人，从豪宅区的关内搬到了关外，想要得到她所追求的爱情。但是结局却令人失望，穷小子竟然背着她去相亲，为的是过上富人的生活。当一切都在现实的面前被无情地击碎时，她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放弃关外的生活，重新回到属于她的活动空间——关内。她在回关内的路上，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它掠过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基地——宝安，那些破落的、雨天总是积水的小市场街道时，黄倍倍有些动情，接近两百天，她真实地生活过。而进入书卷气的南山时，黄倍倍已忍不住欣喜，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福田···········满眼都是美好·久违的亲切，她感到了温暖踏实。深南大道气派非凡，街道宽敞、安全，红树林，还有十二万一平米，由少数人共同筑就的富人城堡 ……
在这里，让她感到美好和温暖的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深南大道，这些少数人筑就的富人城堡，是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与关外的空间很难置换。事实证明，在美好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感召下，她无法走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反之，穷小子自己也没有能力走进这一空间，也就是说，阶层的僭越是无法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阶级差别，以及底层阶级与这座城市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通过空间的差别来讨论阶级、贫富差别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作品。
《皇后大道》是比邻空间之间的比较。《皇后大道》的空间选择不是“皇后大道”，因为那里属于深圳的邻居香港，皇后大道只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财富、成功、荣耀和理想，故事发生的真正空间是深圳沙一村。住在深圳沙一村的许多女孩都嫁到香港去了，包括陈水英的闺蜜阿慧，这让陈水英焦虑不堪，她发誓一定要嫁到香港去。在这其中. 她做出了种种努力，甚至离婚。但最后的结局是，她看到了阿慧的丈夫是一个癫痫病人，阿慧每天用自己的双手维持着一家人拮据的生活。陈水英的父亲这时才说："阿慧那男人有癫痫病，我看第一眼就知道了。可是不敢说，怕被人打死。……我真该死啊，但是如果说了，最多也就是挨顿打，也不会让她受这么多苦。"最后，陈水英从一个空间置换到另一个空间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她和女儿还是留在了沙一村，依旧过着属于她的生活。
深圳诗人许立志在他的诗歌《这城市》中写道，"这城市城中村距市中心有十万八千里"，城中村也在深圳的城市中间，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夸张的修辞，但这不是物理的距离。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距离，是贫富阶级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批人，不惜千里万里，背井离乡，来到深圳，追寻他们的"深圳梦"。这"深圳梦"到底是什么，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深圳这一地理空间所赋予的好生活。“他们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首先是被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吸引"，例如宽阔的深南大道、高楼大厦、霓虹灯。可是，真正属于打工者的私人空间是什么样的，狭小、逼仄、肮脏，甚至没有尊严，“这些私人空间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深圳梦"。深圳梦与严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小说《亲爱的深圳》中，农民李水库到深圳去寻他的媳妇程小桂，目的是接她回到家乡生孩子，可是程小桂不但不想回去，还帮李水库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们俩分别住在六人、八人的宿舍里，李水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媳妇，饥渴难耐，但是没有属于他们俩的一处私人空间。终于程小桂找了一个地方，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这种空间只能让李水库忍受各种莫名其妙的羞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作家本身这时候也会困惑，轻轻地发问：这是深圳吗？深圳本应该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际性都市，但为什么这对小夫妻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没有。类似的描写在《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等其他作品中也多有涉及。实际上，吴君对现代的公共空间与屈辱的私人空间的比较的意义是，不仅引出了阶级的概念，贫富巨大差异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城市空间与社会公正的深刻问题。真实地理坐标下的空间虚构，呈现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成为吴君的标识性写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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