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畔同胞情

邓中夏见招拆招，在海员工会、运输工会等进步工会的支持下，以每50个罢工工人选出1个代表的方式，组织成立了由800多名代表组成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取代全港工团联合会成为省港大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内部的许多纠纷，都靠代表大会的权威予以解决。”邓中夏后来在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时总结道：“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省港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每天举行一次会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实施具体事项。
 
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到“罢工委员会”，这个组织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接近一个小型但五脏俱全的政权。
 
6月23日在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让邓中夏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拥有工人队伍自己的武装力量。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让出纠察队总队委一职作为交换，取得香港工团总会的支持，顺利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成立之初就有2000多人，后来又经过多次扩充，成为珠江口两岸一支不容小觑的工人武装，使省港大罢工的对抗性增强，除了罢工，还有排货和封锁手段。
 
排货，说的是罢工委员会根据省港两地的特殊地缘现实，采取“特许证”制度，提出“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的“单独对英”原则，作为省港大罢工期间所实行的“中心策略”：集中火力瞄准英帝国主义和港英当局。
 
7月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封锁香港的通告，宣布10日起施行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所有轮船、轮渡一律禁止往香港及新界，务使绝其粮食，致其死命”。刚刚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倾巢而出，分赴沿珠江口各海口驻防。随着工人纠察队封锁线的扩大，东起广东汕头，西至广西北海，南到海南岛，千里海岸线如一张大网罩住了英帝国主义和港英当局的贸易之翅。
 
1925年6月20日凌晨，罗湖桥上再现了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的一幕：成群结队的罢工工人沿广九铁路线北上，跨过罗湖桥，奔赴广东各地。
 
省港大罢工开始之前，罢工委员会就派人在深圳河北岸广九铁路沿线设立了多座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协助罢工工人有序北上。
 
深圳墟南庆街22号思月书院，就是其中的一座接待站。这是一座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岭南建筑，原是水贝、湖贝、向西等村张氏族人为纪念先人张思月而建的一所私塾。1996年深圳东门老街升级改造时，思月书院被拆除，1999年在东门“老街风貌街区”重建，基本保留原建筑风格。今天的思月书院既是东门老街历史博物馆，也是省港大罢工的见证者，见证着深圳河两岸人民的同舟共命、同气连枝。大罢工开始后，每天有1000多人，前后超过10万香港罢工工人跨越罗湖桥，凭罢工证在深圳河畔的接待站领取补给后，分赴广东各地。当时的深圳墟各大小商号和宝安县乡民踊跃置办茶粥、饭菜，接待香港工友，罗湖、南塘、水贝、黄贝岭等地居民还纷纷将自己的房屋腾出来，供工友临时休息、住宿。
 
在返乡罢工人员最集中的广州，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李启汉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查封烟馆、赌馆，借用祠堂、会馆，作为罢工工人的食堂、宿舍。在罢工委员会的精心谋划和广州市民的无私捐赠下，20多万香港罢工工人免费吃住，堪称是世界工运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这场大罢工能坚持16个月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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