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两岸，同村同宗

这些口子，就是专门为深圳河两岸居民就近过境、从事渔农业生产留出的特殊通道。从深圳河口到盐田27公里的边防线上，至今仍有沙嘴、新沙、皇岗、罗芳、赤尾、长岭等过境耕作口在正常运作。不过，伴随着深港两地社会经济相继腾飞，深圳河北岸的土地基本被城市化了，洗脚上楼后的深圳乡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也日渐稀少。伴随着各大现代化深港口岸的相继兴建，近些年来，过境耕作口基本上成为深圳河两岸乡民探亲访友、节庆祭祖的专用通道，大部分耕作口一天见不到几个人。
 
尽管使用价值在逐年降低，但“人在口在”，即使哪一天真的停止使用了，其中的一个必然会以历史文物的形式被永久保护。因为，过境耕作口的存在，标志着深圳乡民依然在香港新界拥有“自留地”，代表着在深圳河两岸涌动的血肉亲情源远流长、永不停歇，意味着在特殊的封锁岁月里，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场场特别场景下的悲欢离合。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过境耕作口成了历史名词，要选择其中一处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向后人讲述这一段光怪陆离的深港两地隔离史，莲塘村、长岭村、西岭下村、坳下村等地居民过境的“长岭过境耕作口”应该是不二之选。
 
“长岭过境耕作口”在深圳这头连着长岭村（今天的罗湖区莲塘街道长岭社区）；香港新界一侧对应的叫莲麻坑村。在这两个村之间，一幕穿越百年的悲喜剧，道尽了梧桐山麓、深圳河畔层层铁丝网背后的人间沧桑。
 
清康熙本《新安县志》载有“莲麻坑村”，证明莲麻坑村至少在300多年前就已形成。据《沙头角莲麻坑叶氏族谱》记载，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叶氏二十世祖叶达波、叶达滨兄弟自观澜松园厦迁居至莲麻坑村，购田置宅，拓荒垦殖。数百年来，在深圳河水的滋养下，叶氏一脉枝繁叶茂，子孙满堂。随着莲麻坑村里其他大姓陆续外迁、没落，最终“外来户”叶氏一姓独大，异姓只剩刘姓一户。
 
深圳河北岸的莲塘一带拥有较大片的冲积平原，经过莲麻坑村民的累年垦殖，逐渐变为肥沃水田。根据香港学者阮志的《中港边界的百年变迁：从沙头角莲麻坑村说起》，清同治年间莲麻坑村村民已在深圳河北岸的长岭、径肚至伯公坳一带开垦土地约1000亩，其中水田约400亩，山坡地约600亩。从莲麻坑到深圳河北岸一带耕作需要步行半小时以上。在1865年前后，村民叶昌颖、其儿子叶成永及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叶成翘，在长岭村建起临时耕作用房，以为田间休息、农忙时过夜，储藏农具、种子之用。久而久之，建屋渐多，人丁兴旺的莲麻坑村叶氏便在深圳河北岸“开垦”出了一个长岭村。
 
莲麻坑村与长岭村叶氏同出一祖宗、同饮一河水、同耕一块田、同说一方言（客家话）、同祀一祖祠（祖祠在莲麻坑村，至今仍存）、同信关公、观音、土地伯公。多年来，凡清明、重阳春秋两祭和春节、元宵节团圆饭，两村都互派代表参加。
 
连接莲麻坑村和长岭村的是一座“长命桥”。清代时为石桥，有两个桥墩，桥面用三条麻石并排铺成。此桥是莲麻坑村民到长岭村耕种和前往深圳墟“投墟”的必经之路。这也是1950年代深港边境封锁后，“长命桥”能成为过境耕作口的根本原因。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长岭村过桥耕作新界“自留地”的村民迅速增加，到香港新界地区购置副食品、日用品的队伍也越来越多，狭窄的石桥不敷使用。两村村民共同出资出力，仅用3个月时间，就在当年5月建成了一座长7.6米、宽4米，可供汽车通行的水泥桥。
 
莲麻坑村和长岭村原本是一个村，却被突然变成界河的深圳河一分为二，莫名成了身份各异的“境内外”，最后更是被铁丝网阻隔，村民只能通过戒备森严的过境耕作口日出而作、日落即归。在深圳河畔，这种“两地同村”的现象当然不是孤例，但莲麻坑村和长岭村无疑是一个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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