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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县名漂流记
作者：杨黎光 来源：奔腾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09-14 人已围观
明万历元年（1573年），阔别了800余年的县治重新回归南头城，分东莞县，立新安县。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曾改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北迁至到涌。那时，以丘陵、山地为主的深港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丁稀少，物产不丰。但时至800年后的明朝中后期，在多种客观因素的合力刺激下，当地人恢复南头县治的心思一天天地活泛了起来。
大环境是时代潮流如此。有明一代热衷于中央集权，在朝堂，弃丞相制度、设六部分理朝政；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同时将大县化小。一番折腾下来，广东一地就增加了22个县级行政单位，达到8州77县。
根本原因是现实需要。随着时光流逝，珠江口沿岸潮退滩露，基于河海物产的原始商品经济崭露头角。以“沙井蚝”为代表的人工养殖业逐渐兴盛，声名远播；至于古已有之的制盐业更是蒸蒸日上。但深港地区多山，耕地不足且多为下等田，种植薯、芋、蔬、菽居多，本地生产的粮食只够维持数月。不足之数全赖当时的东莞县城到涌调配、供应，一旦运输不畅，粮价便会暴涨。
深港地区的盐、水产品输出和粮食输入，急需一个快捷的流通渠道和一个就近的指挥控制枢纽。
宝安县改名东莞县、县治北迁到涌之后，深港地区顿成“僻壤”。区内的两个中心点，东莞所城距县城50多公里，大鹏所城距县城更是超过100公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不但极大地制约了重要商品的流通，也让本地民众因为必须长途跋涉去处理徭役、赋税、诉讼等民政事务而倍感艰辛，怨声载道。
一场未遂民变点燃了深港地区独立建县、县治重归南头城的导火索。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东莞县一带发生大饥荒，有饥民在南头一带“啸聚掠米，将生变”，一时群情汹汹，人心惶惶。面对如此危局，吴祚等几个乡绅挺身而出，出言斥责：“若属倡乱乎？果尔，首刃我。”乡绅们的一番劝教，堪堪灭止了熊熊欲烧的暴乱火头。之后，部分乡绅、地主主动捐献钱粮赈灾，终于帮助饥民撑过了这场饥荒。
抢米事件让当地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们，深切地意识到了重新建县、在南头城恢复县治的紧迫性。
明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参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南头一带视察海情，吴祚等几个乡绅泣血进言，“号吁伏地，请建县治，以图保障”。在士民“万口同词，唯愿建县”的民意推动下，建县申请在几经反复后终于上达天听。
明万历元年（1573年），包括今天深圳市大部、香港全境及东莞市南面的部分地区从东莞县划出，新设新安县，县治在南头城。
寓意“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新安县，为千年古县宝安接续了香火，千年古县治南头城的城墙得以继续加高。
明终清继，新安县又逢剧变。
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先后颁布、实行“禁海令”“迁海令”，严禁沿海商民船只出海，违者正法，知而不报者“皆论死”；同时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又勒令江南、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四地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不等，广东一律内迁50里，限期执行。之后，又有“再迁”“三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详细记录了清政府为维护专制统治制造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岁壬寅（康熙元年）二月……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曾改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北迁至到涌。那时，以丘陵、山地为主的深港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丁稀少，物产不丰。但时至800年后的明朝中后期，在多种客观因素的合力刺激下，当地人恢复南头县治的心思一天天地活泛了起来。
大环境是时代潮流如此。有明一代热衷于中央集权，在朝堂，弃丞相制度、设六部分理朝政；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同时将大县化小。一番折腾下来，广东一地就增加了22个县级行政单位，达到8州77县。
根本原因是现实需要。随着时光流逝，珠江口沿岸潮退滩露，基于河海物产的原始商品经济崭露头角。以“沙井蚝”为代表的人工养殖业逐渐兴盛，声名远播；至于古已有之的制盐业更是蒸蒸日上。但深港地区多山，耕地不足且多为下等田，种植薯、芋、蔬、菽居多，本地生产的粮食只够维持数月。不足之数全赖当时的东莞县城到涌调配、供应，一旦运输不畅，粮价便会暴涨。
深港地区的盐、水产品输出和粮食输入，急需一个快捷的流通渠道和一个就近的指挥控制枢纽。
宝安县改名东莞县、县治北迁到涌之后，深港地区顿成“僻壤”。区内的两个中心点，东莞所城距县城50多公里，大鹏所城距县城更是超过100公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不但极大地制约了重要商品的流通，也让本地民众因为必须长途跋涉去处理徭役、赋税、诉讼等民政事务而倍感艰辛，怨声载道。
一场未遂民变点燃了深港地区独立建县、县治重归南头城的导火索。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东莞县一带发生大饥荒，有饥民在南头一带“啸聚掠米，将生变”，一时群情汹汹，人心惶惶。面对如此危局，吴祚等几个乡绅挺身而出，出言斥责：“若属倡乱乎？果尔，首刃我。”乡绅们的一番劝教，堪堪灭止了熊熊欲烧的暴乱火头。之后，部分乡绅、地主主动捐献钱粮赈灾，终于帮助饥民撑过了这场饥荒。
抢米事件让当地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们，深切地意识到了重新建县、在南头城恢复县治的紧迫性。
明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参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南头一带视察海情，吴祚等几个乡绅泣血进言，“号吁伏地，请建县治，以图保障”。在士民“万口同词，唯愿建县”的民意推动下，建县申请在几经反复后终于上达天听。
明万历元年（1573年），包括今天深圳市大部、香港全境及东莞市南面的部分地区从东莞县划出，新设新安县，县治在南头城。
寓意“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新安县，为千年古县宝安接续了香火，千年古县治南头城的城墙得以继续加高。
明终清继，新安县又逢剧变。
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先后颁布、实行“禁海令”“迁海令”，严禁沿海商民船只出海，违者正法，知而不报者“皆论死”；同时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又勒令江南、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四地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不等，广东一律内迁50里，限期执行。之后，又有“再迁”“三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详细记录了清政府为维护专制统治制造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岁壬寅（康熙元年）二月……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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