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对深圳的未来要充满想象力

在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作用是什么？它跟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深圳有不少好的做法，但还没有变成制度。在资本运作中，国有资本应支持、帮助民营企业，而非把民营企业再变成国有企业，改变其体制格局。如何将好的做法、经验变成法律，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包括资本市场的规则、现代企业的规则，而不是靠着一纸文件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敢闯敢试。这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深圳必须大胆去闯、大胆去试。
 
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圳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全球化。怎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更大空间，也是我们需要敢想敢闯敢试的一件大事。
 
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在逆全球化，但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走全球化发展道路。尽管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国内市场还不够大，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别人来竞争。深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新时代在扩大对外开放上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敢闯敢试。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金融的开放。虽然深圳有自由贸易试验区，但一直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难以突破。金融开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完全可以在一个比较小的特定区域中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进行沙盒实验。这是需要想象的，也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也有现实的例子，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迪拜等，都有我们可以参照的好的做法。
 
允许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是金融市场开放、机构开放，但不等同于是资本账户开放。不过，未来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深圳要真正成为先行示范区，可以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做一点试验，可以采取有管理的资本流动，在总量控制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自由。让金融机构在开放中学习，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玩法，是金融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大城市可以更集中地提供各类基础设施，聚集更多的产业和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具有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通畅的上升通道，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大城市是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最容易成功的区域，从而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早在2008年我就曾提出，深圳要为3000万人做准备，当时大家都不相信。那时我说的是到2030年达到3000万，现在刚2020年，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就2000多万了，增长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整体来说，人口是向有就业、有科技、有发展的城市集中。人口增长对深圳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挑战，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的发展，城市环境的维护，社区管理的优化，非户籍人口权利的保障，都是必须配套解决好的大问题。
 
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敢于想象的空间，来思考深圳的城市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深圳的城市化发展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当时我说深圳3000万人口，不是说3000万人口都居住在深圳，而是经济人口——白天来上班算一个人口，晚上来消费又算另一个人口，人住在外面但经济活动在此。大湾区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借助互联互通的快速轨道交通和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一小时、一个半小时通勤圈，大湾区城市群就可能容纳更多人口，形成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城市活力。在此意义上，就相当于延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
 
目前，大湾区城市群还面临着行政区划的阻隔和体制机制的障碍。深圳需要发挥想象力和“敢闯敢试”精神，通过自身的先行探索，突破现有的障碍，推动形成跨行政边界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和治理结构。中国有14亿人口，目前城市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城市化程度，还有大量人口在等待进城，特别是进入大城市。深圳如果把城市群这篇文章做好了，对推动全国城市化进程具有示范意义。
 
深圳特区报：改革发展千头万绪，环环相扣。党中央明确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这对深圳敢闯敢试，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加快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来说，无疑是重大政策利好。那么，深圳应该如何用足用好党中央的放权赋能？
 
樊纲：改革是一个系统，很多改革任务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就有一个怎么互相配套的问题。一个领域改革了，另一个领域没有改，就会使整个系统效率下降，产生所谓瓶颈的问题。如果其他都没改，一个领域里面改革冒进也会出现混乱和不协调。因此就有一个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如何实施改革的问题，说是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
 
党中央提出综合授权的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的体系性和全局性问题。综合授权，就是相互配套的多个改革一次性批量授权。党中央主要是定方向、划底线，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到底哪些改革需要出现在一张授权清单上，需要深圳自己来提建议、提需求。而这就特别需要大胆去想、敢闯敢试，特别需要想象力、主动性、判断力和创造性。不是被动等党中央给，而是积极主动去要。这一步走出去，就不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而是给全国立标杆、做示范。
 
深圳特区报：对于深圳来说，“敢闯”和“善创”是密不可分的。深圳如何通过“敢闯敢试”的精神激发澎湃的创新创业活力，实现从敢闯敢试到创新创业的能量转换？
 
樊纲：深圳最初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得益于市场的开放和外资的引进。而在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想要自主创新，必须敢闯敢试。当前，深圳是全国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跟“敢闯敢试”的深圳精神是分不开的。
 
创新创业需要制度激励。创新创业是失败风险很高的事情，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创新创业冒的险、投的资、受的苦，需要回报，需要激励，才有人愿意干。深圳市1987年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文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它后来被视为中国首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华为。这是一种制度激励，对创新创业的激发作用很大。深圳要进一步巩固和放大自己的创新创业优势，就必须继续敢闯敢试，探索出跟当前实际相匹配的制度激励措施。
 
创新创业需要社会包容。创新创业是很容易失败的，但失败了一次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创新创业能力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也许下一次就成功了。这就要有“下一次”的机会，整个社会就应该宽容失败。深圳要做的，就是继续为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最重要的不是政府补贴，而是良好的市场机制、资本市场；继续倡导培育更加浓厚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和氛围——关键不是口号，而是评价机制。
 
深圳特区报：深圳是中国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敢闯敢试对深圳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乃至世界意味着什么？
 
樊纲：新时代，深圳在敢闯敢试的过程中，特别要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个大局”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中华民族如果没有崛起，也就没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明显感受到了世界的风云变幻。对我们来说，未来有很多风险，面临很多问题，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继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身发展得更加强大，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才能更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中国之大，发展不可能整齐划一，一定是先有一些地方突破，先行示范带动全国发展。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前夕，党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正是基于“两个大局”的深入考量，将其作为应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只是深圳自身如何发展得更好的事情，更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伟大的使命，也是伟大的责任。深圳如何扛起责任，不辱使命？唯有继续敢闯敢试，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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