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 廖虹雷及其民俗文化研究

毋庸置疑，民俗文化乃是现代化大厦的历史根基，没有传统的根就没有后来的现代文化。如果传统文化的根丢掉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就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部分80后90后的文学写作因割裂与历史传统的血脉联系而失之浅薄、苍白一样，现在在一些年轻人中间，确实存在一种抛弃历史、轻薄经验、只重当下的不良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民俗文化的重拾和勘探乃至保护和开发，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好在我们今天有个很好的语境，“乡愁”这个词语常常被人们反复提到，甚至国家领导人也会谈到乡愁。这就意味着，从整个国家的意义上，呼吁我们记住从前走过的足迹，记住我们曾经居住的祖籍，记住我们曾经说过的乡音。在这些乡愁背后，有着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恰恰很重要，它们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廖虹雷恰是一个时刻牢记乡愁的人，他记得很实，爱得很深。不唯如此，他更通过自己长年的努力，以文字的形式、作品的形式，力图让更多的人记住乡音、乡情、乡愁，从而更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北欧国家芬兰的作家协会主席曾经立下一个规矩，且有白纸黑字为证：必须是民俗学专家，必须是卡莱瓦拉史诗的研究作家，才有资格做芬兰的作家。然而反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又有多少人对其脚下的热土的历史文化了解多少呢？深圳文学艺术30多年来创作出的作品无数，但有真正称得上具有史诗气魄的大作品吗？我看，这与一些作家急功近利、不了解地域历史有着很大关系，冀望这些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补补民俗文化的课。
 
通读廖虹雷的专著，不难看出作者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精神。何谓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引起的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想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认同西方文化?中国上两代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包括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索中国文化的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开始对这种情况有所反思。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因此，20世纪60年代港台知识界提出了如何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更应该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延续并更新了“传统”。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文化里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使它们成为普遍的信息和共识。文化自觉必须从这个根基出发，不应以破坏传统文化为代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搞了许多文化创新，但创新者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根基。对此，费孝通批评说，“没有根基的创新是无根之木”。在此意义上，廖虹雷的《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俗语》《深圳民间节俗》以及《深圳风物志》（风土人情卷、民间美味卷）等多部深圳民俗文化专著的推出，就有了更为明晰的方向性意义和“文化自觉”的价值。可以说，他至少是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想，这些著作必将以其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而被保留在地方史册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研讨它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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