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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荐书目深化阅读推广——深圳图书馆“南书房家庭经典阅读书目”十年研制与推广
作者:张岩 林婉婉 来源:《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2024》 责任编辑:Gangan 2024-10-25 人已围观
一、推荐书目之于阅读推广的重要意义
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展阅读指导、深化全民阅读的主要阵地,一直在实践与深耕中探索更实更优的阅读推广方式。其中,能够指示门径、引导阅读的推荐书目是有效手段之一。推荐书目有着深厚的目录学科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对于阅读推广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图书馆开发馆藏资源、指导阅读、推广服务、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工具和重点业务。推荐书目,也称导读书目、举要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劝学书目等,是目录的一种基本类型。目录之学作为“学中第一要紧事”,其导读、指示功能在推荐书目中有着尤为充分的体现。《目录学辞典》将“推荐书目”定义为“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所收录的文献信息,指导特定读者对象正确地阅读书籍的一种书目”,这一定义更加明确地凸显了推荐书目的指导性、选择性和评价性特征。推荐书目的选题有明显的现实性、针对性,收录文献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和代表性,特别注重通过提要的方式揭示文献内容,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阅读的初入门者来说,可以起到指示读书门径、引导阅读方向的重要作用。
(一)推荐书目发展历程
在我国,推荐书目应传统官学、家塾、书院与科举制度的需要,很早就得到了发展,并在教育实践中一直延续。自唐代末年《杂钞》中的“唐末士子读书目”伊始,到元代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末年陆世仪的《思辨录》,再到清代康熙年间李颙口授、门人李士瑸手录的《读书次第》,道光年间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光绪年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这一时期的书目主要服务于科举考试,倾向于儒家典籍的推荐,突出教育功能。20世纪前后,科举制被废,西学东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学者们为引导国人思想,纷纷读西书、译西书、倡西书,其中以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为典型;同时,伴随着“整理国故”思潮,开列国学推荐书目之风勃然兴起,如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章太炎的《中学国文书目》、顾颉刚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林语堂的《国学书十种》等,诸多名家先后开列书目引导青年读经典,一时蔚为大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普及知识、配合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推荐书目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数量多、内容新、大众化、多样化、小型化等特征,各类型图书馆大力编制推荐书目,其中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达到较高编制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和支持下,推荐书目取得巨大进展,配合群众性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大量涌现,各类专业书目相继问世,少儿推荐书目愈加受到重视。至21世纪,信息空前爆炸、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推波助澜、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推荐书目已然超越传统目录的学术范畴,逐渐成为公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书目编制主体越来越多样,由教育界、名人学者、图书馆领域,延伸至宣传部门、网络媒体、出版机构、电商平台和阅读相关社会团体等;推荐对象由儿童、青少年等各阶段学生,拓展至女性、老年人、兴趣爱好者、职业者等多元群体;推荐方式由传统纸质,发展为纸质与电子版并行、文本与网络相结合;网络推荐媒介由传统门户网站,发展至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Web2.0渠道。目前我国较权威、较系统的大型书目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推荐书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百种优秀图书推介、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知识工程推荐书目,以及各类国家权威机构评选的图书奖项,如中国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
可以说,推荐书目是社会观念、人文思潮、阅读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不只是一种教育需要、一种文化情结,更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阅读促进方法。
(二)公共图书馆编制推荐书目现状
推荐书目数量的勃发和质量的参差,对其编制与应用推广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诸多编制主体中,公共图书馆拥有编制书目的丰富馆藏和目录学专业基础,深化全民阅读的阵地和服务职责,肩负引领经典阅读、弘扬优秀文化的时代使命,以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普惠、均等属性,具备专业、公正、客观的优势。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
近年推荐书目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实践伴随着全民阅读的蓬勃发展而不断丰富。针对优质馆藏,各馆大多采用编纂重要馆藏/著作选目的形式;针对新书、好书、主题图书,通常选择馆员荐书、新书通报、好书榜单、借阅排行等方式;针对地方文献或特藏文献,大多在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定期推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走读广西·遇见好书”、浙江省图书馆“两浙缥缃”、四川省图书馆“川图观四川”。一般的主题/特色馆藏推荐、好书/新书荐读更适用于休闲类阅读需求,而严肃阅读、深度阅读、经典阅读则需要更为专业、系统的综合型推荐书目。此类实践不多,相关范例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深圳图书馆的“南书房家庭经典阅读书目”。
学界对于公共图书馆推荐书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荐书目发展史和学术史考据,推荐书目的编制意义、标准、原则和方法,各主题类型推荐书目的实践案例,阅读推广视域下的图书馆推荐书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图书馆推荐书目服务,基于新技术的图书推荐系统研究等方面。其中,经典著作一直是国人阅读的重要类型,故而经典书目依旧是当前推荐书目的重要议题,且备受关注;而家庭阅读作为重要的阅读形式,家庭藏书作为藏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家庭阅读书目逐渐得到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的重视。
无论是由古至今的发展历程,还是伴随着阅读推广不断深化的实践现状和学理研究,都表明推荐书目对于指引读书门径、深化全民阅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实践中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和活跃因子。
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展阅读指导、深化全民阅读的主要阵地,一直在实践与深耕中探索更实更优的阅读推广方式。其中,能够指示门径、引导阅读的推荐书目是有效手段之一。推荐书目有着深厚的目录学科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对于阅读推广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图书馆开发馆藏资源、指导阅读、推广服务、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工具和重点业务。推荐书目,也称导读书目、举要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劝学书目等,是目录的一种基本类型。目录之学作为“学中第一要紧事”,其导读、指示功能在推荐书目中有着尤为充分的体现。《目录学辞典》将“推荐书目”定义为“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所收录的文献信息,指导特定读者对象正确地阅读书籍的一种书目”,这一定义更加明确地凸显了推荐书目的指导性、选择性和评价性特征。推荐书目的选题有明显的现实性、针对性,收录文献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和代表性,特别注重通过提要的方式揭示文献内容,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阅读的初入门者来说,可以起到指示读书门径、引导阅读方向的重要作用。
(一)推荐书目发展历程
在我国,推荐书目应传统官学、家塾、书院与科举制度的需要,很早就得到了发展,并在教育实践中一直延续。自唐代末年《杂钞》中的“唐末士子读书目”伊始,到元代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末年陆世仪的《思辨录》,再到清代康熙年间李颙口授、门人李士瑸手录的《读书次第》,道光年间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光绪年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这一时期的书目主要服务于科举考试,倾向于儒家典籍的推荐,突出教育功能。20世纪前后,科举制被废,西学东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学者们为引导国人思想,纷纷读西书、译西书、倡西书,其中以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为典型;同时,伴随着“整理国故”思潮,开列国学推荐书目之风勃然兴起,如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章太炎的《中学国文书目》、顾颉刚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林语堂的《国学书十种》等,诸多名家先后开列书目引导青年读经典,一时蔚为大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普及知识、配合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推荐书目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数量多、内容新、大众化、多样化、小型化等特征,各类型图书馆大力编制推荐书目,其中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达到较高编制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和支持下,推荐书目取得巨大进展,配合群众性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大量涌现,各类专业书目相继问世,少儿推荐书目愈加受到重视。至21世纪,信息空前爆炸、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推波助澜、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推荐书目已然超越传统目录的学术范畴,逐渐成为公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书目编制主体越来越多样,由教育界、名人学者、图书馆领域,延伸至宣传部门、网络媒体、出版机构、电商平台和阅读相关社会团体等;推荐对象由儿童、青少年等各阶段学生,拓展至女性、老年人、兴趣爱好者、职业者等多元群体;推荐方式由传统纸质,发展为纸质与电子版并行、文本与网络相结合;网络推荐媒介由传统门户网站,发展至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Web2.0渠道。目前我国较权威、较系统的大型书目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推荐书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百种优秀图书推介、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知识工程推荐书目,以及各类国家权威机构评选的图书奖项,如中国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
可以说,推荐书目是社会观念、人文思潮、阅读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不只是一种教育需要、一种文化情结,更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阅读促进方法。
(二)公共图书馆编制推荐书目现状
推荐书目数量的勃发和质量的参差,对其编制与应用推广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诸多编制主体中,公共图书馆拥有编制书目的丰富馆藏和目录学专业基础,深化全民阅读的阵地和服务职责,肩负引领经典阅读、弘扬优秀文化的时代使命,以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普惠、均等属性,具备专业、公正、客观的优势。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
近年推荐书目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实践伴随着全民阅读的蓬勃发展而不断丰富。针对优质馆藏,各馆大多采用编纂重要馆藏/著作选目的形式;针对新书、好书、主题图书,通常选择馆员荐书、新书通报、好书榜单、借阅排行等方式;针对地方文献或特藏文献,大多在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定期推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走读广西·遇见好书”、浙江省图书馆“两浙缥缃”、四川省图书馆“川图观四川”。一般的主题/特色馆藏推荐、好书/新书荐读更适用于休闲类阅读需求,而严肃阅读、深度阅读、经典阅读则需要更为专业、系统的综合型推荐书目。此类实践不多,相关范例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深圳图书馆的“南书房家庭经典阅读书目”。
学界对于公共图书馆推荐书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荐书目发展史和学术史考据,推荐书目的编制意义、标准、原则和方法,各主题类型推荐书目的实践案例,阅读推广视域下的图书馆推荐书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图书馆推荐书目服务,基于新技术的图书推荐系统研究等方面。其中,经典著作一直是国人阅读的重要类型,故而经典书目依旧是当前推荐书目的重要议题,且备受关注;而家庭阅读作为重要的阅读形式,家庭藏书作为藏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家庭阅读书目逐渐得到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的重视。
无论是由古至今的发展历程,还是伴随着阅读推广不断深化的实践现状和学理研究,都表明推荐书目对于指引读书门径、深化全民阅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实践中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和活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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