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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阅读指数：城市阅读状况的量化探索
作者：曹宇 来源：《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2019》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2-12-22 人已围观
一、引子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全民阅读调查研究，并向社会公布了一些成果。在这些研究报告中，有些地方尤其是城市，还发布了一些与阅读相关的指标和数据。这些指标和数据主要来自对读者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描绘的是市民的阅读喜好和阅读行为等，而城市的阅读设施、阅读组织、阅读活动、阅读环境，政府推动阅读的资金以及城市阅读的成效等元素并未科学地量化和系统地纳入。这样的阅读数据只能反映一个城市市民的阅读状况，而非这个城市的阅读状况，是市民阅读行为的描述而非城市阅读的画像；更不能上升到指数这一更具有指导价值的数学层面——从指数的定义上看，广义地讲，任何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都可以称为指数；狭义地讲，指数是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因此，通俗地讲，指数是基于数据而产生的数值，含义已然大不相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阅读指数的创设和发布，在中国全民阅读领域具有创新性。
二、溯源
深圳阅读指数源于以深圳读书月为代表的全民阅读发展的内生需求。1996 年11 月8 日，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成功举行，深圳书城落成使用，引爆了深圳对读书潜藏着的巨大热情。2000 年11 月，经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倡导，深圳读书月正式举办，当时称“大型群众性读书文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的全民阅读活动，是全国最早以城市为单元设立的阅读文化节庆，并在各个方面持续创新，成为我国全民阅读领域的一个品牌。中国素有“十年磨一剑”之说，十年往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09年11 月深圳读书月举办十周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深圳市委出台文件进一步推动读书月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圳读书月发布下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当2014 年深圳读书月迈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组委会领导清晰地意识到有必要依据深圳读书月的现状和规划，予以改进和提升。按现在的问题导向思维，当时确定向四个方向努力：推动民间阅读组织发展，加快阅读立法进程，加强国际阅读文化交流，以及开展阅读指数在内的阅读研究。这最后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要对城市的阅读状况进行量化，以便进一步用数据分析读书月的现状和不足之处，提高对阅读活动指导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实际上，以上四点都紧扣国际惯例，反映了深圳读书月经过十五年发展后已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具有了相当的“文化自信”，敢于以国际化的视野来衡量自己，广泛吸收科学养分来提升自己。
上述工作方向随后得到了有效的落实。2013 年1 月，国内第一个具有法人资质的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正式成立；2013 年和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机构分别在深圳召开知识产权与数字阅读的国际性会议；2013 年10 月21 日，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2014年11 月1 日，国内第一个城市阅读指数——深圳阅读指数正式对外发布；2016 年4 月1 日，国内第一部以条例形式颁布的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三、构建
2014 年3 月，深圳阅读指数研究作为一个课题立项，其成果发布的同时被设计成一项活动，纳入当年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中。作为一项学术性和指导性极强的研究项目，为确保科学客观，该课题由深圳市阅读联合会作为承办方，以国内阅读界专业人士为指导小组，将项目的基础性研究、指标的测评、模型的建立、市民问卷调查和研究成果报告等工作委托给第三方独立机构——深圳大学，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予以实施，采用这种“民间机构+相关专家+ 高等院校”的项目模式，对深圳阅读指数进行系统研究。2016年，当时新近成立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加入进来，并成为该项目的统筹机构。这些工作，为深圳阅读指数的实施搭建起了组织框构，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以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相关领导和专家给予了此项目大量指导和大力支持；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对项目予以了有力的统筹和协调，分管领导深度介入全部过程。
相较于组织框架而言，构建一个城市阅读指数的行动框架远非易事，需要从阅读的本质和城市的发展需求出发，梳理阅读的概念以去芜存菁，寻找与阅读相关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支点，选择相关的数据和指标纳入研究范畴，进行市民阅读行为的调查以获取读者的鲜活数据，以及划分板块，分配权重，建立模型，导入数据，最后才是得出结论。这些工作很难有完全适合的模式照搬照抄，在为数不多的经验之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已开展的几届中国国民阅读状况调查，以及江苏张家港市“书香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分别对市民阅读行为的调查和与阅读相关的指标数据的选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梳理
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出发点。对于阅读这一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的人类功能，学界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描述随着阅读介质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和拓展。依据课题组的研究，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定义是“阅读指大脑接受外界，包括文字、图表、公式等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进行吸收、加工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的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的阅读概念。
在梳理阅读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指数研究的需要，深圳阅读指数课题组认为阅读是指读者通过印刷或电子媒介传播的图文读物和有声读物获得意义的行为。在此，概念的内涵被界定为读者通过阅读材料获得意义，以区别于一般的娱乐游戏等行为；概念的外延则涵盖纸质、电子化的书籍、报刊、网络的文章作品。
上述定义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在梳理古今中外阅读学对阅读定义阅读综合研究 85的基础上，注重考察信息的本质及其变革，力图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从更为本质的层面来定义；二是在考察相关理论文献时得到了来自媒介信息理论、媒介环境理论、数字迷思理论和新新媒介理论等传播学理论中关于阅读及其与生活、政治乃至社会变迁紧密关系等相关论述的理论支持。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全民阅读调查研究，并向社会公布了一些成果。在这些研究报告中，有些地方尤其是城市，还发布了一些与阅读相关的指标和数据。这些指标和数据主要来自对读者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描绘的是市民的阅读喜好和阅读行为等，而城市的阅读设施、阅读组织、阅读活动、阅读环境，政府推动阅读的资金以及城市阅读的成效等元素并未科学地量化和系统地纳入。这样的阅读数据只能反映一个城市市民的阅读状况，而非这个城市的阅读状况，是市民阅读行为的描述而非城市阅读的画像；更不能上升到指数这一更具有指导价值的数学层面——从指数的定义上看，广义地讲，任何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都可以称为指数；狭义地讲，指数是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因此，通俗地讲，指数是基于数据而产生的数值，含义已然大不相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阅读指数的创设和发布，在中国全民阅读领域具有创新性。
二、溯源
深圳阅读指数源于以深圳读书月为代表的全民阅读发展的内生需求。1996 年11 月8 日，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成功举行，深圳书城落成使用，引爆了深圳对读书潜藏着的巨大热情。2000 年11 月，经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倡导，深圳读书月正式举办，当时称“大型群众性读书文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的全民阅读活动，是全国最早以城市为单元设立的阅读文化节庆，并在各个方面持续创新，成为我国全民阅读领域的一个品牌。中国素有“十年磨一剑”之说，十年往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09年11 月深圳读书月举办十周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深圳市委出台文件进一步推动读书月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圳读书月发布下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当2014 年深圳读书月迈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组委会领导清晰地意识到有必要依据深圳读书月的现状和规划，予以改进和提升。按现在的问题导向思维，当时确定向四个方向努力：推动民间阅读组织发展，加快阅读立法进程，加强国际阅读文化交流，以及开展阅读指数在内的阅读研究。这最后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要对城市的阅读状况进行量化，以便进一步用数据分析读书月的现状和不足之处，提高对阅读活动指导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实际上，以上四点都紧扣国际惯例，反映了深圳读书月经过十五年发展后已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具有了相当的“文化自信”，敢于以国际化的视野来衡量自己，广泛吸收科学养分来提升自己。
上述工作方向随后得到了有效的落实。2013 年1 月，国内第一个具有法人资质的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正式成立；2013 年和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机构分别在深圳召开知识产权与数字阅读的国际性会议；2013 年10 月21 日，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2014年11 月1 日，国内第一个城市阅读指数——深圳阅读指数正式对外发布；2016 年4 月1 日，国内第一部以条例形式颁布的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三、构建
2014 年3 月，深圳阅读指数研究作为一个课题立项，其成果发布的同时被设计成一项活动，纳入当年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中。作为一项学术性和指导性极强的研究项目，为确保科学客观，该课题由深圳市阅读联合会作为承办方，以国内阅读界专业人士为指导小组，将项目的基础性研究、指标的测评、模型的建立、市民问卷调查和研究成果报告等工作委托给第三方独立机构——深圳大学，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予以实施，采用这种“民间机构+相关专家+ 高等院校”的项目模式，对深圳阅读指数进行系统研究。2016年，当时新近成立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加入进来，并成为该项目的统筹机构。这些工作，为深圳阅读指数的实施搭建起了组织框构，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以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相关领导和专家给予了此项目大量指导和大力支持；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对项目予以了有力的统筹和协调，分管领导深度介入全部过程。
相较于组织框架而言，构建一个城市阅读指数的行动框架远非易事，需要从阅读的本质和城市的发展需求出发，梳理阅读的概念以去芜存菁，寻找与阅读相关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支点，选择相关的数据和指标纳入研究范畴，进行市民阅读行为的调查以获取读者的鲜活数据，以及划分板块，分配权重，建立模型，导入数据，最后才是得出结论。这些工作很难有完全适合的模式照搬照抄，在为数不多的经验之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已开展的几届中国国民阅读状况调查，以及江苏张家港市“书香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分别对市民阅读行为的调查和与阅读相关的指标数据的选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梳理
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出发点。对于阅读这一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的人类功能，学界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描述随着阅读介质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和拓展。依据课题组的研究，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定义是“阅读指大脑接受外界，包括文字、图表、公式等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进行吸收、加工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的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的阅读概念。
在梳理阅读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指数研究的需要，深圳阅读指数课题组认为阅读是指读者通过印刷或电子媒介传播的图文读物和有声读物获得意义的行为。在此，概念的内涵被界定为读者通过阅读材料获得意义，以区别于一般的娱乐游戏等行为；概念的外延则涵盖纸质、电子化的书籍、报刊、网络的文章作品。
上述定义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在梳理古今中外阅读学对阅读定义阅读综合研究 85的基础上，注重考察信息的本质及其变革，力图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从更为本质的层面来定义；二是在考察相关理论文献时得到了来自媒介信息理论、媒介环境理论、数字迷思理论和新新媒介理论等传播学理论中关于阅读及其与生活、政治乃至社会变迁紧密关系等相关论述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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