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阅读指数：城市阅读状况的量化探索

五、量化
量化研究的基础是数值（数据），而经过选取和计算获得的数值构成指标。指标一般由名称和数值两部分组成，体现了事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标产生于数值并通过数值对事物的总体特征进行表达，尽可能精确地传递出事物的本质属性。那么，对于一个城市的阅读状况而言，设计一种什么样的框架来容纳这些数据，与阅读有关的众多数据中哪些可以被采用，采用后又该怎样赋予其不同的权重，最后才能被导入数学模型而形成阅读指数呢？这一过程就是数值被赋予意义而成为指标，指标被赋予目的而形成指数的过程。

在充分借鉴全民阅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统计标准和内容要求，并尽量确保与国家已经开展的阅读研究、调查和成果发布相适应，与阅读规划及其发展建设相衔接，课题组设计了深圳全民阅读指数测评体系，成为装载这些阅读相关数据的框架。而对选择哪些数据进入这个框架，课题组提出了“真实性、可量化、可获取、可持续”四个原则。真实性，即数值不能虚假，这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可量化，即所有与阅读相关的工作事物，都是可以量化或可转化为数值并以分值方式表达的；可获取，即这些数值能够通过已有的途径产生并得到，或者通过制度设计后能够产生并得到；可持续，即这些数值能够持续获取，不能断断续续甚至停掉。2015 年，鉴于可量化是任何数据构成的前提条件，不需要专门予以强化，课题组将其改为“同口径”，以期从这个维度上为今后的阅读研究提供更多的可比分析。

在四个原则的基础上，课题组根据前期研究和专家讨论会的意见，将可纳入阅读指数测评体系的数值导入框架内，形成设计草案，分送13 名专家，由其按“必要”（100 分）、“可有可无”（50 分）、“不必要”（0分）三个选项进行打分，平均值超过50 分的纳入指标体系。同时，课题组也征求了对框架内指标进行加权计算的意见。2014 年是深圳阅读指数的元年，为保证原始数据样本足够及结构合理，降低相关指标在获取时间轴上产生的锐度，课题组尽可能上溯五年获取同样的数据，按照“远轻近重”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加权计算，然后才作为基础数据代入测评体系。

六、建模
基于上述努力，深圳阅读指数测评体系得以建立，它由3 个一级指标、23 个二级指标和46 项具体测评内容构成。

3 个一级指标是：阅读设施与资源、阅读支持与保障、阅读行为与认知。第一项一级指标包括城市为市民提供的便于阅读的公共设施、可阅读的内容资源；第二项一级指标包括政府为推动全民阅读所提供的经费和组织保障以及组织开展的活动；第三项一级指标包括居民的阅读行为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涵盖阅读的时间和空间、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认知态度和实际消费等。23 个二级指标就是综合了课题组研究成果和专家意见后，根据数据的四个原则而纳入的，并分别对应于3 个一级指标之下。46 项具体测评内容则是对二级指标的内涵进行逻辑分解而设立，并按前述方式进行锐度处理后而获得的。在这46 项测评内容中，有25 项数据来自政府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的年度统计数据，有21 项来自年度问卷调查。随后几年，课题组为适应飞速变化的阅读环境，对测评内容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调整，譬如去掉了传统的纸质报刊亭等不再反映城市阅读设施的数据，增加了数字阅读等新媒介方面的数据。在2018 年度的阅读指数测评体系中，二级指标降为22 个，三级指标则增加到51 项。

这些数据和指标被分为城市居民阅读基本建设统计数据和居民阅读行为调查数据两个板块，前者主要反映城市阅读设施建设、阅读资源供给、阅读组织保障和财政保障等阅读条件，是城市居民阅读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制度基础，也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主要反映城市居民阅读行为的广度、深度和阅读观念，并可结合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进行若干相关分析。在综合研究成果及参照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阅读条件的指标占55％权重，阅读行为的指标占45% 权重；再根据一级指标之下的二级指标各项，及横向对比所有二级指标各项，划分第一项一级指标占31％权重，第二项一级指标占24％权重，由此逻辑依次划分所有二级指标及三级测评内容各占相应的权重；最后通过计算机建模并进行计算得到各指标的计算结果，各指标的计算结果即分值之和也即为年度的阅读指数。

七、价值
2014 年11 月1 日，在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启动式上，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代表课题组正式发布了2014 年度深圳阅读指数研究报告主要成果，首个深圳阅读指数为105.8，其中，全民阅读基本建设统计数据的分值为84.27，居民阅读行为调查数据的分值为21.53。由于是首年度发布，这一指数无法进行自身纵向对比，而且，这一指数也无法与兄弟城市的相关阅读指标进行对比，因此深圳首个阅读指数是基础性的原数据。

深圳阅读指数旨在动态地反映政府在全民阅读基本建设方面的实际成效和居民在实际阅读方面的基本状况和变化情况，首年度的发布虽有许多遗憾，但深圳阅读指数本身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既能清晰地呈现地方政府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的成效以及需要继续努力之处，也能从居民实际阅读情况的同类指标调查来判断其变化情况。二是清晰地界定了阅读指数的内涵和外延，并系统地建立了基本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模型，同时完成了第一年的基础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在阅读指数研究上完成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三是通过对过去五年全民阅读基本建设方面资料的分析，以可靠的数据清晰地呈现出过去五年在主要指标上的变化情况，通过深圳居民阅读行为与认知调查的分析，在以全国同类调查相同指标为参照的前提下，能够横向地比较和判断深圳居民阅读的基本情况，并通过对传统的纸质阅读和新媒体载体阅读状况的分析，呈现媒介形态的变化对阅读方式的影响。四是由于目前全国缺乏统一而权威的阅读相关统计数据来源，致使深圳在一些具体指标上还无法与其他城市进行横向对比，但是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已经具备了对比研究的功能，为将来进一步开展城市之间的指标对比奠定了基础。五是在居民阅读情况的抽样调查方面，本研究在基本指标上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保持了相同的指标设计和统计口径，其中一些重要指标已经可以开展横向对比分析。

八、解读
2015 年10 月下旬，在第十六届深圳读书月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当年度深圳阅读指数报告的主要数据。这一年的深圳阅读指数为124.08，其中居民阅读行为调查的分值为21.36，与2014 年度几乎相同；全民阅读基本建设统计数据的分值为102.72，比2014 年增长21.9%。报告对导致这一巨大增幅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分析，主要是2013 年深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政府加大了对阅读的支持力度，深圳市阅读联合会获得财政经费支持，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大书城、小书吧”战略开始发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阅读普遍重视，举办的活动大幅增加，统计的范围相应扩大，许多民间组织和企业的读书活动也纳入其中。这一年度的阅读指数是令人乐于接受的。

接下来的情况有些复杂，考验着深圳这座城市阅读文化领域的决策者们。从2016 年开始，深圳全民阅读基本建设统计数据恢复常态化，爆发式的增长后归于平静，而且统计指标中传统的阅报栏、报刊订阅数和发行量呈下降趋势，更由于在前文述及的模型设计中对相关指标转换为分值时，为避免锐度太高，而对不同年度的指标给予的权重不同，越近就越大，愈远则愈小，2015 年的巨幅增长必然严重拉低随后年份的分值。这些因素最终导致2016 年的阅读指数下降至97.35，2017 年则为92.47。报告均对此不是回避，而是客观真实地分析其中原委，并如常向社会发布。2016 年度与2017 年度的深圳阅读指数研究报告，其主要内容还分别被收录进当年的《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市民和媒体均冷静地加以对待，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章以及记者的新闻报道，正常地引用相关数据。

2018 年度深圳阅读指数研究报告已经完成，相关内容继续在本年度《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中另文披露。该年度的深圳阅读指数为98.14，比2017 年度增加了5.67 分值，增长率为6.14%，呈现小幅回升的态势。至此，深圳阅读指数走过了五年历程，不仅积累起可供自身纵向对比的丰富内容，也在一些指标上具备了与国内现有阅读调查研究成果进行同口径对比的可能性。

九、结语
基于客观数据和科学方法而产生的阅读指数，作为一个常态变量，可以综合评估城市阅读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并相对精确地找到导致城市阅读发展状况波动变化的原因。科学地运用这些数据，对于党委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来说能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可以使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发展全民阅读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冷静地对待这些数据，对于包括这座城市的相关决策人士、专家、读者和全体市民来说，都具有一定的良性影响，可以培育其正确接受科学研究成果，并对变动着的客观数据予以冷静的认知。这种理性的姿态，对于深圳加快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建设步伐，相信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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