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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史》中时光交织的渡口
作者：王笛 来源：《书都 · 走读深圳》52期 责任编辑：manman 2026-04-02 人已围观
2009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籍历史学家杰弗里 · C. 冈恩(Geoffrey C.Gunn)关于澳门的英文通史《澳门史1557—1999》（Encountering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澳门从 16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末的历史演变，描述了澳门如何从不起眼的小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并最终成为现代化城市的进程。冈恩通过细致的文献研究和深刻的历史分析，将澳门的发展与其在全球和地区背景中的角色紧密结合。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集中讨论第二章“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中所提到的社会、印刷和新闻。
澳门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在澳门的社会构成中，慈善机构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569 年，仁慈堂在澳门成立，成为社会救济的支柱，旨在帮助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谋生手段不足以维持众多家口生计的人”，以及抚养孤儿和弃婴。关于 17世纪澳门的华人社会，虽然记录有限，但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仍然可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在这一时期，澳门的华人社会主要由福建移民组成，他们与当地的渔民和商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繁荣的社群。
葡萄牙人对于中国古老的风俗和习惯采取了一种放任态度，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使得华人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1638 年的一个记述提道 ：“这里有一些漂亮的中国店铺，还有大量挨家挨户叫卖衣服和丝绸面料的中国人。”当然，最早的时期葡萄牙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限制华人在其城市中的居住和定居。这种限制不仅是对华人社群的排斥，也是对其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在夜间将中国人关在城外，防止他们进入城市。在 1711 年，甚至出现了“命人捣毁几幢中国人的房子”的极端行为。1749 年，议事会开始限制居住人数，仅允许“70 个木匠和砖匠、10 个屠夫、4 个铁匠以及 100 个苦力生活在城里”。直至 1793 年，才终于放宽了对出租房屋给中国人的限制。
之后，随着华人店铺的增加，也繁荣了澳门的娱乐生活。戏剧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社会互动的场域。正如一项资料所述，“戏是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演出的，为了他们的娱乐消遣”。一个大舞台可以容纳 30 个男女演员，其表演“部分是念白，部分是唱腔”，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一场戏可以演长达 10个小时。
19 世纪初，澳门华人开始重新投入人力与资本于澳门。自 1832 年起，大市场区的“凉棚”陆续被重建为永久性建筑，这一变化不仅是物质空间的转变，也象征着华人在澳门社会中逐步稳固的地位。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商人已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这一现象通过“居住的建筑、寺庙、神殿和福利设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这些建筑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场所，更是文化认同和社群凝聚的象征，标志着华人在澳门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贡献。
澳门社会的发展，与新闻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1814 年 9 月，英国印刷商彼得 · 汤姆司（Peter Perring Thoms）的到来，为“出版业的小小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他不仅带来了拉丁活字的印刷机，更为澳门的新闻出版奠定了基础。1815 年，东印度公司利用这台印刷机印刷了马礼逊（RobertMorrison）的《华英字典》，这不仅是第一本英汉词典，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汤姆司在澳门对印刷机的开拓性使用，使得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为远东第一份报纸的出版铺平了道路。这一创新不仅提升了出版效率，也为后来的新闻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澳门的出版物可以分为葡文媒体、华文媒体和英文媒体，显示了其多元文化的特征。尽管汤姆司在 1825 年离开澳门回到伦敦，但他留下的印刷机和英、汉两套金属活字，继续推动着澳门出版业的发展。其中，一部福建方言词典成了这台独一无二的印刷机的早期产品之一，彰显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直到 1834 年，该公司在澳门印刷所出版了 14 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在 19 世纪的澳门，新闻出版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蓬勃发展。技术革新为澳门的印刷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 1832 年引入的第一台平版印刷机成为这一繁荣的保障。尤其是在传教事业的推动下，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印刷机，出版了多种重要的报刊，如《广州纪录报》（1827—1844 年）、《中国丛报》（月刊，1832—1852 年）、《澳门杂文编》（1833年）以及《广州周报》（1839—1844 年）。这一系列出版物不仅丰富了澳门的文化景观，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若瑟书院在1831 年出版的《葡汉词典》和 1841 年对汉语发音学的拉丁语研究，标志着澳门社会对汉学的重视与探索。
然而，19 世纪澳门葡文新闻出版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多数报纸的寿命都相对较短。从 1822 年至 1900 年之间，约有 40 份报纸先后出版，但大多数报纸要么是周刊，要么是双周刊。这一现象或许与当时的社会动荡、经济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反映了新闻出版业在澳门社会中的脆弱性与挑战。19 世纪的澳门新闻出版业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文化交流与学术探索的重要舞台。在平版印刷机的推动下，澳门的新闻出版业在历史的洪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也在东方文化的交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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