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深圳是一座人才愿意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城市

贰
 
改革的核心是自我改革，最重要也最难，如果想要有作为，必须有勇气和担当。
 
率先探索，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改革
 
2005年，我出任深圳市人事局局长兼市编办主任一职。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提出了公务员分类管理的概念，其中有两条规定从未有人做过：聘任制和分类管理。
 
这对深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机关工作人员都被统称为干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率先踏上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历程，开辟了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试行公开招考的先河。1993年，深圳颁布了《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在全国都还叫干部管理的时候，深圳就已经在探索公务员管理。
 
我到人事局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务员法》的实施。深圳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主动探索、先行先试是使命。当时我们就请示深圳市领导争取开展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改革的试点工作，也向当时的国家人事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了请示汇报。
 
我们先后跑了几趟国家人事部，部里非常支持。2007年1月，国家人事部批准深圳开始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试点工作。
 
改革怎么改？首先就是打破“铁饭碗”。
 
当时国企和事业单位都已经进行了聘任制，将市场的规则引入体制，但是在公务员队伍中一下子大改也不现实。当时我们就先在基层和专业技术部门开始实行聘用制，再慢慢扩大范围。
 
其实在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之前，2006年8月，我们就已经率先实施公安专业化改革。那时候深圳有4万多名公务员，其中2万名左右是公安系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考核晋升途径，哪有这么多的领导岗位安排他们呢？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系统、不同类别的职位，采用不同的考核管理办法，让各类人员能够各得其所，专心于本职工作，凭借技能和工作经历获得应得的待遇，解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传统局面。
 
2008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地方试点城市，改革在深圳市的公务员队伍中推开。之前，公务员管理还是采用“大一统”旧模式：招录一张卷，培训一堂课，考核一根尺，升迁一把梯。造成基层留不住人才、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等各种问题。改革后，公务员职位被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个类别，工资制度和职务晋升都改变了。
 
其实，公务员本身也是一个职业，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来进行保障，提高管理的科学性。
 
2006年，深圳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吃螃蟹，推行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这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但深圳也是先行先试，为后来全国的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当时国家也一直在研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少领导带调研组来深圳调研，听取我们汇报改革的情况。
 
后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文件里的内容，几乎都是深圳先试先行的做法，这等于国家基本上把深圳的做法和经验都予以肯定并加以吸收了。
 
大部制改革石破天惊
 
2008年，国务院进行大部制改革，把行政系统中职能相近、管辖领域雷同的部门进行归并重组，当时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这之后，广东省领导在广东选了两个城市作为机构改革的试点，其中一个就是深圳。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审批，减少部门之间扯皮，提高办事效率。当时省领导对深圳寄予厚望，提出了改革的明确标准和要求，并亲自给中编办有关领导打电话，希望中编办领导予以支持，帮助深圳进行大部制改革。
 
中编办很快就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深圳，和我们一起研究改革方案。我们研究总结了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也学习了其他国家政府管理的特点，最后定下了一个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方案：一是将45个部门一下子砍掉了近1/3，只留下了31个；二是大量减少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努力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大规模削减内设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事前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包括我们走所有审批程序，都必须严格保密。
 
最后方案出来时，石破天惊，很多人都没想到深圳大部制改革力度如此大。过去各个部门经常打报告,要求增加编制机构，市编办天天要研究应付，改革之后几乎没人再来找我们要过编制。后来很多省市来深圳研究考察这里的大部制改革。其实当时深圳做这件事情时，顶着极大的压力，犹如“壮士断腕”，但正是因为这座城市有改革的基因，有改革的环境，最后才能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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