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改革之路 > 口述史 口述史
深圳的夜晚（外一篇）
作者：袁鹰 来源：深圳的阳光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11-05 人已围观
姓“资”，姓“社”
漫步在宽敞明朗的深圳深南大道上，伫立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模型和兴建中的赤湾码头前，徜徉于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和海滨度假村，在惊喜之余，我常会想起一个刺耳的噪音：
经济特区究竟姓什么？姓“资”还是姓“社”？
说它是刺耳的噪音，是因为它同经济特区气势磅礴、欣欣向荣的英雄乐章如此不和谐，又同党中央关于改革和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此格格不入！
深圳的建设速度，蛇口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动人口号，记者和作家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电影厂、电视台已经拍了不少纪录片和电视新闻，报纸、刊物、画报，连篇累牍，连外国企业家、投资家都为之瞩目，要他们的智囊团成员认真研究了。凡属炎黄后裔，凡是有心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都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这个初生的宁馨儿拍手欢呼，对他的起步倾注着满腔炽热之情，伸出支援之手。深圳到北京、上海等地招聘人才，名额一百，报名者上千。人们不只是看到那优厚的条件（有的条件还未必很优厚），更多是愿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加入那浩荡前进着的改革大军的行列。
对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潮流，认识总是有先有后，这是正常的。但也总会有站在岸旁摇头的旁观者，也有幸灾乐祸以示自己预言正确的事后诸葛亮。不是吗？有人在嘀咕了：“特区这样搞法，对头吗？我怀疑。”有人到深圳跑了一圈，回去就摇头叹息：“除了一面五星红旗，什么都变了，变成资本主义了！”这话传到深圳同志耳朵里，他们倒并不气愤，只是惋惜于这些同志受“左”毒太深、落在时代的后边太远了。而那些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都清楚有些说这类“大义凛然”的话的人，到蛇口买家用电器，到沙头角买便宜的香港日用品，倒是一点不甘人后的。是的，在深圳和珠海，尽管短短几天，却处处能感受到这个“特”字的具体表现：我们看到了不少同外资或港商合营的企业，也看到了由外资或港商独资经营的公司和饭店，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吸收了国外先进水平的经营管理体系和服务方式，看到了内地少见的高工资、高消费。一个建筑工人、一个饭店服务员的收入，可以超过部长、市长、局长；一个饭店的分部经理有权惩罚违反工作守则的职工，直至将他开除……这在长年端着“金饭碗”“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同志看来，岂非天下大乱？对我们有些谈富色变、见钱如见虎的同志来说，岂非危险之至？深圳和珠海的同志都告诉我们，前两三年，他们确实是顶着种种冷言冷语，甚至冒着受党纪处分的风险在建设特区的。他们只相信一条：既然中央作了决定，给我们自由和权力，既然办经济特区对四化建设、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试一试、闯一闯呢？
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同志来到深圳。他详细地考察了特区建设以后，非常高兴地对当地同志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给深圳同志十六个字赠言：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同志访问了深圳、珠海和厦门。小平同志说他要亲自看看特区能不能成功。看的结果，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他在三处都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
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每一个区建设者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智慧和毅力，作了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最后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正确的、坚定的结论。离开深圳前夜，刚从陕西户县调来的篆刻家柳玉昌（他正主持一个图章出口公司）陪我驱车回银湖宾馆，路过国际贸易大厦的五十三层大楼工地，灯火通明，建筑工人以三天盖一层的高速度，使大厦飞速上升。在深圳，十八层以上才算高层建筑。我并不赞成我们所有城市都建成水泥森林，但是我们所有立志于改革的建设者应该有这样的气度！“你能想象深圳的明天吗？”玉昌问我。我摇摇头，我实在想象不出。但我坚信，紧紧地攥住改革这把金钥匙的勇士，将能无往而不胜地打开任何一座奇异宫殿的大门！
一九八四年六月
广州—深圳—北京
（选自《花朝》，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
漫步在宽敞明朗的深圳深南大道上，伫立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模型和兴建中的赤湾码头前，徜徉于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和海滨度假村，在惊喜之余，我常会想起一个刺耳的噪音：
经济特区究竟姓什么？姓“资”还是姓“社”？
说它是刺耳的噪音，是因为它同经济特区气势磅礴、欣欣向荣的英雄乐章如此不和谐，又同党中央关于改革和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此格格不入！
深圳的建设速度，蛇口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动人口号，记者和作家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电影厂、电视台已经拍了不少纪录片和电视新闻，报纸、刊物、画报，连篇累牍，连外国企业家、投资家都为之瞩目，要他们的智囊团成员认真研究了。凡属炎黄后裔，凡是有心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都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这个初生的宁馨儿拍手欢呼，对他的起步倾注着满腔炽热之情，伸出支援之手。深圳到北京、上海等地招聘人才，名额一百，报名者上千。人们不只是看到那优厚的条件（有的条件还未必很优厚），更多是愿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加入那浩荡前进着的改革大军的行列。
对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潮流，认识总是有先有后，这是正常的。但也总会有站在岸旁摇头的旁观者，也有幸灾乐祸以示自己预言正确的事后诸葛亮。不是吗？有人在嘀咕了：“特区这样搞法，对头吗？我怀疑。”有人到深圳跑了一圈，回去就摇头叹息：“除了一面五星红旗，什么都变了，变成资本主义了！”这话传到深圳同志耳朵里，他们倒并不气愤，只是惋惜于这些同志受“左”毒太深、落在时代的后边太远了。而那些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都清楚有些说这类“大义凛然”的话的人，到蛇口买家用电器，到沙头角买便宜的香港日用品，倒是一点不甘人后的。是的，在深圳和珠海，尽管短短几天，却处处能感受到这个“特”字的具体表现：我们看到了不少同外资或港商合营的企业，也看到了由外资或港商独资经营的公司和饭店，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吸收了国外先进水平的经营管理体系和服务方式，看到了内地少见的高工资、高消费。一个建筑工人、一个饭店服务员的收入，可以超过部长、市长、局长；一个饭店的分部经理有权惩罚违反工作守则的职工，直至将他开除……这在长年端着“金饭碗”“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同志看来，岂非天下大乱？对我们有些谈富色变、见钱如见虎的同志来说，岂非危险之至？深圳和珠海的同志都告诉我们，前两三年，他们确实是顶着种种冷言冷语，甚至冒着受党纪处分的风险在建设特区的。他们只相信一条：既然中央作了决定，给我们自由和权力，既然办经济特区对四化建设、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试一试、闯一闯呢？
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同志来到深圳。他详细地考察了特区建设以后，非常高兴地对当地同志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给深圳同志十六个字赠言：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同志访问了深圳、珠海和厦门。小平同志说他要亲自看看特区能不能成功。看的结果，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他在三处都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
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每一个区建设者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智慧和毅力，作了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最后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正确的、坚定的结论。离开深圳前夜，刚从陕西户县调来的篆刻家柳玉昌（他正主持一个图章出口公司）陪我驱车回银湖宾馆，路过国际贸易大厦的五十三层大楼工地，灯火通明，建筑工人以三天盖一层的高速度，使大厦飞速上升。在深圳，十八层以上才算高层建筑。我并不赞成我们所有城市都建成水泥森林，但是我们所有立志于改革的建设者应该有这样的气度！“你能想象深圳的明天吗？”玉昌问我。我摇摇头，我实在想象不出。但我坚信，紧紧地攥住改革这把金钥匙的勇士，将能无往而不胜地打开任何一座奇异宫殿的大门！
一九八四年六月
广州—深圳—北京
（选自《花朝》，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
很赞哦！ ( )
上一篇：深圳的阳光—深圳掠影
下一篇：云中走笔
评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