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与香港六十年代的的小额贸易

省里规定小额贸易经营对象只限于边境地区的大队和社员，机关、国有农场不能搞小额贸易。李富林说，沙河农场是农场帽子，生产队核算，可以出口稻草。省里规定集体进口物品，以自用为限，不能与外地交换。

李富林找到了合理的解读，批准将宝安进口的汽车、化肥运到怀集、海丰等地，交换回来耕牛、木材和生油等，宝安的生产、生活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上级还规定，从罗湖入关的港澳同胞携带的旧衣物，可以免税，不限量进口。李富林便与赤尾、皇岗、罗芳等口岸商量，让普通社员携带旧成衣进口时，也和港澳同胞一样给予放行。遇到特殊情况，李富林考虑的还是群众的利益。一次，西乡大队农田出现大面积虫害，异常严重，急需购买农药。李富林闻报，忧心如焚，批准他们用一批鸭子去香港换农药。社员们喜出望外，连忙照办，虫害也得到了根治。

这是超出副省长魏今非来信中规定的贸易，省外贸局听说后，马上派人前来质问。李富林微笑着与来人握手，客客气气地解释说，以前省委批得很宽，后来魏副省长以个人名义来信做新的要求，但并没有见到省委的正式文件。县委完全尊重魏副省长的意见，但遇特殊情况时，按以前的正式文件办事，也是可以的。

省外贸局的人无话可说，只得沉着脸，回去汇报了。李富林很快收到了省委办公厅给宝安县委的一份指令，要求按魏今非的意见办理。他笑了笑，松了口气：特殊情况办理的事，算是没有挨批评，过关了。

1962 年 3 月，省委又正式下文，实行魏今非信中所说的“三个五”政策。宝安改善边防管理和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实践了陶铸“宝安是香港的郊区”的初衷，最开心的是普通群众。他们的收获丰盈起来，日子开始有滋有味，脸上成天挂着笑容。原来只准许 12 个社员下海的南头公社，增加到了 126 人，两个月便完成了一年 240 担生蚝的上调任务，蚝田过去丢荒的现象也绝迹了。

附城公社黄贝岭生产队在香港新界的 100 多亩田地，都得到了及时耕种，金灿灿的稻田飘过醉人的稻香，社员的收入随之增加了。1961 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短短几个月，宝安用 28 万担稻草，换回了 4 万多担化肥，村民还出口了山草、烧柴和糠头等，换回了需要的农具和农药。日子有了奔头，偷渡香港的群众也减少了。

然而，这些政策很快被叫停了。1963 年广东省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边境贸易活动戛然而止；第二年宝安开展“小四清”运动，小额贸易等政策受到错误批判。省委还派出工作组到宝安调查。随后，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被迫在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暴风骤雨般的“文革”到来时，李富林又在风雨中遭受了猛烈批斗。

每当批斗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时，面容憔悴的李富林眼前总浮现出老百姓在小额贸易中欢快的笑容，他挺直了腰杆，目光里满是坚毅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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