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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人生 —— 与唐浩明对话
作者：王京生 来源：《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 ：阅读与城市发展》 责任编辑：kysia 2023-02-28 人已围观
唐浩明：
20 世纪90 年代，大家都来到深圳淘金，搞经济建设。我当时在湖南，我在出版界做个什么事情呢？我在清点曾国藩全集。故纸堆，真正的故纸堆，从湖南省图书馆的仓库里把那些发霉了、已经被虫蛀、一百多年前的老版，我一件一件地把它翻出来，我在整理。就在这种过程中，我走进了曾国藩的事迹。
过去在我读书的时候，曾国藩在历史教科书上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十恶不赦，又是刽子手，又是卖国贼，又是大汉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在读曾国藩的东西时，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他的文字都摆在那儿，他的很多话，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甚至包括他的美学观、审美观，我很多都能够认同，跟我们从我们老祖宗那里接受的文化教育非常能够吻合。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迷惑。
我想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历史人物，我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大脑来好好地研究他。通过研究我觉得，他既不是十恶不赦，也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他就是近代一个充满悲怆的人物，看起来表面风光得不得了，但是他的内心比当时所有人都悲怆，都孤独。我要写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因为我喜欢读《三国演义》，从小就喜欢读。所以我要写一个像《三国》这样的小说，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著作，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元素，来诠释我心中的那个人物和那一段历史，这样就有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担当。至于现在大家都在赚钱，我呢，一个是我赚不到钱，另一个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有粗茶淡饭，能够过日子，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挺好的，尤其是一个文化人，好好读书，把自己的想法用文字表述出来，再来写本书，让大家都来看，让大家都了解我的这样一些认识。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事。
王京生：
今天这个对话，我能陪唐浩明老师来，是非常荣幸的。因为唐老师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学者，而且又是一位文学大家。这种尊重从我看到《曾国藩》这本书就开始了。当时我在《深圳青年》杂志，就安排编辑采访了唐老师。看了采访文章后，更觉得作者了不起。所以我一兴奋就给文章起了个名字，“湖南出了个唐浩明”，而且把这名字专门打在杂志的封面上，最显眼的位置。那期杂志是1995 年的第二期，发行量是54 万份，在当时创了《深圳青年》的一个新高！
我为什么喜欢唐老师？为什么喜欢《曾国藩》这本书？第一点，就是刚才唐老师说的，曾国藩这个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是奇怪的是，居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都对他崇拜得不得了。一个是我们共产党的领袖、创始人毛泽东说，“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服他，蒋介石更服他，把他看成是古今完人，而且把曾国藩的家书，把他的著作放在床头，没事就拿来翻，把他作为人生的楷模。这就怪了，两个人，政治上的死对头，居然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这么尊重他。这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曾国藩》这本书进一步把曾国藩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又能够让所有的世人和我们今天能理解的一个人。这本书好就好在，第一，他用生动的形象剖析了中国的世人，叫读书人；第二，他用生动的笔墨剖析了中国的官场；最重要的；第三，他用生动的文字剖析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建议年轻人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仔细读懂。
第二点我不得不说，我佩服唐浩明老师本人。唐老师从1984 年开始整理曾国藩文集，一直到写这本小说，1992 年完成，1993 年出版，用八九年的时间倾注于曾国藩的研究，学术造诣非凡。他和其他的作者不一样，其他作者可能写小说主要注意一些奇闻逸事，然后凭想象把当时的社会风俗了解一下，就写出来了。唐老师不是，唐老师是在整理所有的曾国藩文献的基础上，先是从学术上剖析这个人，然后再写成小说。而且我从书中能感觉到，唐老师一方面在写曾国藩，一方面也寄托着自己的人文情怀。
第三点就要说到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1993 年出版以后又经过13 次的再版，在国内，到今天为止，这样的图书非常
不多见。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不久后，香港和台湾也在出版，海峡两岸暨香港同时出版一本书，影响太大了。所以这本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变成了一本大家都要读的书。所以说到我起的这个题目，大家想想，应该不应该是“湖南出了个唐浩明”。
唐浩明：
当年我看到《深圳青年》这篇文章，首先是很惶恐，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怎么承担得起，湖南有多少人才，我算什么？我心里很不安，但是当然非常感谢，感谢这一番厚爱。20 多年来我也一直以这个标题激励自己，我作为一个湖南人，真的要有这样一个责任。
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湖湘文化，一个就是楚风，一个就是湘学。曾国藩生前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霸蛮”。“霸蛮”这个东西最能够体现湖南特色，这是由湖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而成的，是湖湘文化一个基础。但是如果湖南人只有霸蛮，绝对成不了大事。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决定了湖湘文化，就是湘学。湘学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注重心性。康熙皇帝为岳麓书院题一道匾，叫做“学达性天”，性天上，性天就是人性最高的东西，湘学追求这个。所以它培养的学生有信仰，有追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只是传授知识而已，关键的是出于人格人品的培养。第二个，经世致用。它的学生拥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宏伟的抱负和具体办事的本领。你不能只在书单里面，那是书呆子。你要走出去，要改变整个社会，用你的学术为老百姓着想。湖南有很多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他们受过湘学的培育熏陶，又具备湖南人的霸蛮，所以两者结合起来，能够做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尤其在近代，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王京生：
有一句话是，“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便是斯巴达”，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里面最强悍的一个城邦。所以能看出湖南确实很了不起。
唐浩明：
我跟深圳的读书、阅读的渊源要超过任何一个城市。深圳读书月，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参加了三次，还有一个深圳的市民讲座，我不记得参加了多少次，还有深圳好多的文化讲座，它也不是视频讲座，也不是读书月的，尤其是企业家或者是文化机关举办的，我也来过很多次。要数在文化讲座谈读书最多的，我是在深圳。
2001 年，我的历史小说封笔之作《张之洞》出版时在深圳搞了很大的发行活动。时隔17 年了，我记忆犹新。那天买书的人排了几百米，现场调动了十多个保安在维持秩序。我在别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都搞过签售活动，根本就不能够跟这个场面相比。深圳读者对阅读的喜爱和热情让人感动不已，那一刻，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真的是太荣幸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启超把《周易》的这两句话送给清华大学，我也把这两句话送给深圳读者。
王京生：
我想送给读者三句话，源自《曾国藩家书》。“唯读书可改变气质”“有志、有识、有恒”“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通过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深圳要不断营造阅读环境，不断丰富阅读手段，不断弘扬阅读价值，要让“以读书为荣”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念，让“以读书为乐”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以读书为用”成就我们的人生梦想。
（摘自2018 年7 月18 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大家的声音”对话实录）
20 世纪90 年代，大家都来到深圳淘金，搞经济建设。我当时在湖南，我在出版界做个什么事情呢？我在清点曾国藩全集。故纸堆，真正的故纸堆，从湖南省图书馆的仓库里把那些发霉了、已经被虫蛀、一百多年前的老版，我一件一件地把它翻出来，我在整理。就在这种过程中，我走进了曾国藩的事迹。
过去在我读书的时候，曾国藩在历史教科书上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十恶不赦，又是刽子手，又是卖国贼，又是大汉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在读曾国藩的东西时，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他的文字都摆在那儿，他的很多话，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甚至包括他的美学观、审美观，我很多都能够认同，跟我们从我们老祖宗那里接受的文化教育非常能够吻合。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迷惑。
我想这个人是非常有趣的历史人物，我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大脑来好好地研究他。通过研究我觉得，他既不是十恶不赦，也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他就是近代一个充满悲怆的人物，看起来表面风光得不得了，但是他的内心比当时所有人都悲怆，都孤独。我要写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因为我喜欢读《三国演义》，从小就喜欢读。所以我要写一个像《三国》这样的小说，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著作，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元素，来诠释我心中的那个人物和那一段历史，这样就有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担当。至于现在大家都在赚钱，我呢，一个是我赚不到钱，另一个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有粗茶淡饭，能够过日子，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挺好的，尤其是一个文化人，好好读书，把自己的想法用文字表述出来，再来写本书，让大家都来看，让大家都了解我的这样一些认识。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事。
王京生：
今天这个对话，我能陪唐浩明老师来，是非常荣幸的。因为唐老师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学者，而且又是一位文学大家。这种尊重从我看到《曾国藩》这本书就开始了。当时我在《深圳青年》杂志，就安排编辑采访了唐老师。看了采访文章后，更觉得作者了不起。所以我一兴奋就给文章起了个名字，“湖南出了个唐浩明”，而且把这名字专门打在杂志的封面上，最显眼的位置。那期杂志是1995 年的第二期，发行量是54 万份，在当时创了《深圳青年》的一个新高！
我为什么喜欢唐老师？为什么喜欢《曾国藩》这本书？第一点，就是刚才唐老师说的，曾国藩这个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是奇怪的是，居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都对他崇拜得不得了。一个是我们共产党的领袖、创始人毛泽东说，“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服他，蒋介石更服他，把他看成是古今完人，而且把曾国藩的家书，把他的著作放在床头，没事就拿来翻，把他作为人生的楷模。这就怪了，两个人，政治上的死对头，居然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这么尊重他。这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曾国藩》这本书进一步把曾国藩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又能够让所有的世人和我们今天能理解的一个人。这本书好就好在，第一，他用生动的形象剖析了中国的世人，叫读书人；第二，他用生动的笔墨剖析了中国的官场；最重要的；第三，他用生动的文字剖析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建议年轻人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仔细读懂。
第二点我不得不说，我佩服唐浩明老师本人。唐老师从1984 年开始整理曾国藩文集，一直到写这本小说，1992 年完成，1993 年出版，用八九年的时间倾注于曾国藩的研究，学术造诣非凡。他和其他的作者不一样，其他作者可能写小说主要注意一些奇闻逸事，然后凭想象把当时的社会风俗了解一下，就写出来了。唐老师不是，唐老师是在整理所有的曾国藩文献的基础上，先是从学术上剖析这个人，然后再写成小说。而且我从书中能感觉到，唐老师一方面在写曾国藩，一方面也寄托着自己的人文情怀。
第三点就要说到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1993 年出版以后又经过13 次的再版，在国内，到今天为止，这样的图书非常
不多见。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不久后，香港和台湾也在出版，海峡两岸暨香港同时出版一本书，影响太大了。所以这本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变成了一本大家都要读的书。所以说到我起的这个题目，大家想想，应该不应该是“湖南出了个唐浩明”。
唐浩明：
当年我看到《深圳青年》这篇文章，首先是很惶恐，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怎么承担得起，湖南有多少人才，我算什么？我心里很不安，但是当然非常感谢，感谢这一番厚爱。20 多年来我也一直以这个标题激励自己，我作为一个湖南人，真的要有这样一个责任。
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湖湘文化，一个就是楚风，一个就是湘学。曾国藩生前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霸蛮”。“霸蛮”这个东西最能够体现湖南特色，这是由湖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而成的，是湖湘文化一个基础。但是如果湖南人只有霸蛮，绝对成不了大事。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决定了湖湘文化，就是湘学。湘学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注重心性。康熙皇帝为岳麓书院题一道匾，叫做“学达性天”，性天上，性天就是人性最高的东西，湘学追求这个。所以它培养的学生有信仰，有追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只是传授知识而已，关键的是出于人格人品的培养。第二个，经世致用。它的学生拥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宏伟的抱负和具体办事的本领。你不能只在书单里面，那是书呆子。你要走出去，要改变整个社会，用你的学术为老百姓着想。湖南有很多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他们受过湘学的培育熏陶，又具备湖南人的霸蛮，所以两者结合起来，能够做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尤其在近代，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王京生：
有一句话是，“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便是斯巴达”，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里面最强悍的一个城邦。所以能看出湖南确实很了不起。
唐浩明：
我跟深圳的读书、阅读的渊源要超过任何一个城市。深圳读书月，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参加了三次，还有一个深圳的市民讲座，我不记得参加了多少次，还有深圳好多的文化讲座，它也不是视频讲座，也不是读书月的，尤其是企业家或者是文化机关举办的，我也来过很多次。要数在文化讲座谈读书最多的，我是在深圳。
2001 年，我的历史小说封笔之作《张之洞》出版时在深圳搞了很大的发行活动。时隔17 年了，我记忆犹新。那天买书的人排了几百米，现场调动了十多个保安在维持秩序。我在别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都搞过签售活动，根本就不能够跟这个场面相比。深圳读者对阅读的喜爱和热情让人感动不已，那一刻，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真的是太荣幸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启超把《周易》的这两句话送给清华大学，我也把这两句话送给深圳读者。
王京生：
我想送给读者三句话，源自《曾国藩家书》。“唯读书可改变气质”“有志、有识、有恒”“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通过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深圳要不断营造阅读环境，不断丰富阅读手段，不断弘扬阅读价值，要让“以读书为荣”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念，让“以读书为乐”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以读书为用”成就我们的人生梦想。
（摘自2018 年7 月18 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大家的声音”对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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