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录：通过考古研究证明深圳有悠久历史

 
叁
 
通过对钧窑和咸头岭遗址的发掘，我们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在行业内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确定“官钧”瓷器年代，改写中国古代陶瓷史
 
2003年，我调来深圳。当时深圳有一支考古队伍，但管理不规范。我调过来后开始整合博物馆考古队和文管办的考古人员，筹备成立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
 
2004年，我发现一批数量颇丰的河南钧窑的瓷片。钧窑出自河南禹州，当时一家药厂就建在窑址发掘的附近，这个位置属于窑群的一部分。所以在建药厂时，很多老百姓把周围的瓷片捡走了，其中一部分就流向了市场。
 
我发现流向市场的这部分瓷片很重要，就想把它买下来。但当时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尚未成立，没有资金，我就自掏腰包拿了3万元去老百姓家里买。3万元不够，我们只能挑一些重要的带回来。当时正好是正月初六，北方下着大雪，我们挨家挨户收集瓷片，有的人家没有炉子，非常冷。回来的路上赶上雪化了，车走在泥地里经常熄火，我们只能爬到车后去推车，回来以后整台车都报废了。
 
同年5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我又向深圳市文化基金申请了50万元。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我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
 
在2000年以前，“官钧”瓷器普遍被认定为北宋钧窑的代表性产品，并将钧窑与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而这批钧瓷推翻了过去的结论。我们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2006年，我们召开了中国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这项我国古陶瓷鉴定领域的崭新学术成果得到了与会的50多位国内外专家的肯定和支持。这项研究成果使多年来困惑学界的“官钧”生产年代之谜得到破解，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我们通过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改写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解决咸头岭发掘难题，确定遗址年代
 
2004年5月，经国家批准，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正式成立。
 
鉴定所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咸头岭遗址进行再次考古发掘。1981年，深圳市博物馆在考古调查中发现了这一颇具价值的远古遗迹。后来，它分别经历了1985年、1990年、1997年、2004年的4次发掘，但始终没能确定其年代。考古和科学技术有关。以前考古技术比较落后，咸头岭遗址是沙丘遗址，每次往下挖时总会漏沙，前4次发掘都因为屡次塌方而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5年，我们开始第五次考古发掘。我们有个副所长李海荣博士很厉害，他采用喷胶固沙等方法，使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咸头岭遗址从断年上一共分为五段三期，共发掘面积555平方米，出土了房址、灶、红烧土、大量的彩陶、印纹陶片和数量可观的石器。为此，我们确定了咸头岭遗址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900年至公元前6000年间。
 
这个发现让我们确定，在新石器中期，深圳是有人类居住痕迹的。经过对该遗址的多次发掘以及研究，我们建立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8900年到8000年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断年的一个重要标尺。那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代表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一发现在我们的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荣获了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称号。
 
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在行业内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我们深圳拥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才能发挥整个城市的魅力与影响力，获得大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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