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必功：书生校长

大鹏一日同风起
 
1984 年，章必功从北京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否最快地解决他太太的工作与落户问题。北京落户太难，广州物价太高，正好深圳大学来招人，并承诺最快半年、最慢一年内解决他太太的工作问题。当时深圳已经被列为经济特区，“特区”二字对章必功来说格外熟悉，因为他的家乡铜陵在“文革”前也是特区——“北有大庆特区产油，南有铜陵特区出铜”。多种因素考量之下，最终，章必功决定南下深圳，一待就是大半生。
 
当时的深圳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如今位于福田中心区的上海宾馆，在当时就是深圳市区的尽头，过了上海宾馆就“什么都没有了”。章必功每天坐学校班车去深圳大学，一路都是黄土地，颠颠簸簸半个小时才能到。但当时的他并不觉得辛苦。深圳大学刚刚创办，“大家干劲冲天，挺有意思”。
 
除了白天在深圳大学授课之外，章必功还被同事介绍去夜校兼职上课，每个星期周一到周五，每个晚上三小时。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深圳人学习知识热情最高的时候，各种大公司都办夜校，而“夜大生上课比本科生来的都带劲儿”，几乎从不缺席，态度虔诚。
 
在这样的氛围里，深圳大学的中文系也慢慢开始发展。深大中文系，始建于 1984 年，章必功以其笔名“夜行船”在深大论坛上发表的《两个中文系》中写道：“深大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乐黛云女士，首席系副主任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胡经之先生。当时，和乐、胡前后脚到深大效力的北大高足有张卫东、郁龙余、刘丽川、钱学烈、钟嘉陵，紧随乐、胡南下的弟子辈有章必功、倪钟鸣、刘小枫、景海峰。济济一堂，煞是热闹，号称‘北大帮’。”在“北大帮”的操持下，深大中文系蓬勃发展。尽管后来北大诸人或先或后都离开了深大中文系，但深大中文系终归是依靠北大中文系起家的。在担任深大校长期间，章必功就曾经邀请过如陈平原、葛兆光、黄子平等北大校友到深大担任兼职教授。而今，双方仍然在教学科研方面来往频繁。
 
但不同于北大中文系近百年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吾道自足，不假外求”，深大中文系自创立以来，几易其名，从中国语言文学系到国际文化系，后又与大众传播系合并叫文化传播系，最后又与之分离，回归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叫法。这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般大学中文系在市场经济的撞击下左冲右突的标记，“其实质，是吾道不足，须假外求”。因此，章必功形容，当时的很多研究都是出于教学需要。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顺应深圳旅游业的发展，深大中文系开设旅游文化专业，他便写了一部《中国旅游通史》给学生作教材，详细介绍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历史线索。他的导师评价：“由此证明，北大中文是攻无不克的，一通百通。”在北大研究生期间所打下的文学史功底，使得章必功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为教而学”上游刃有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之后，2005 年，章必功担任了深圳大学校长。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他，向来坚持大学应当做到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重。“教育是协助受教育者成才的，学校不能按照国家的意志制造人才，而是要根据每个学生自己的特点，帮助他找到自己成才的方向。”因此，他在任期内重点发展深大本科教育，通过校长信箱与学生群体无缝交流，使得深圳大学成为一所民主开放的大学。
 
就任之初，章必功就认识到，深大是新学校，本科是立校之本。本科教育不好，缺少教学基础。为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章必功建立了学生网上测评系统，将其与教师评职称直接挂钩。这并不是深大独创的制度，但“深大搞得很认真，不会把这个测评放在抽屉里，而是直接拿给职称评审委员会”。与此同时，章必功也开创了许多制度，使得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教授能够同其他人有所区分。他深信，“一个老师能不能开选修课正是衡量他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他鼓励老师开经典精读课程，任选一本经典著作带领学生精读讲解，同时提倡孔夫子聚徒讲学的教学方式，鼓励教师开设全校自由报名的课程，不给学生学分，但给教师记课时量。
   
当然，要抓本科教育，仅仅抓老师一头是不够的。以生为本，并不是一味讨好学生，而是要追求大众化基础上的因材施教。深大所有的必修课考试都分为两张卷子：一个基本卷，保障大众化；一个提高卷，作为优秀学生评奖学金的依据。另外，深大通过电脑排位，杜绝了学生“团体”作弊的可能。
 
但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深大在深圳街头巷尾舆论中的形象。过去，深圳普遍流传一种说法，考不上大学的人才考深大。填志愿的时候，深大往往被填在最后，当作保底。“一个学生十个观众，一万个学生就十万观众。”而那时候，深圳大学已经有了三万名学生。三万学生三十万观众，深大毁誉决定于此。“我说老师要有一个口号，叫‘我的学校，我的学生，我的声誉’。学生也要出一个口号，叫‘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前途’，双方互相去想。”
 
为了拉近与学生群体之间的距离，为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福利，章必功建立了领导信箱系统。在他担任深大校长的七年间，他回了五万多封邮件，平均每天都要处理二三十封邮件。章必功笑称：“这是苦肉计，就是想用这种辛苦，来挽回已经疏远的师生关系。”深大校内，上至教授，下至学生，都喜欢空闲之余打开信箱来看一看校长邮箱里的公开信，围观校长“抖机灵”。
   
深大校园里有一大片荔枝林，章必功上任后，决定把荔枝分发给学生，这一新政很受学生欢迎。有学生担心政策会变，于是给校长信箱发了一首小诗：“荔枝青青满梢头，一万学子已翘首。闻得亲和以治校，今年还分荔枝否？”章必功回诗道：“去年六月时，荔枝分到手。笑问岭南人，细数三百否？今年六月时，荔枝分如旧。人约绿荫下，红果盈怀袖。”还有一次，有学生向章校长提问，怎么看待同性恋？章必功回道：“造物无常，不喜不憎；无性为性，既怜且悯。”或有学生抱怨找不着足球场，章答复：“大象无形。”
 
每年 11 月 3 日，章必功的生日，校长信箱里总是会被祝贺的信件刷屏，一些在外实习的学生也不忘登录信箱，为“老章”送去祝福，并落款“章鱼”——那是老章的粉丝们的自称。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2009 年，章必功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气历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八宗罪”：“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等级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而深圳大学，如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样，也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排头兵。
 
对高校内部老化的人事制度，章必功于上任之初就开始酝酿改革。他并不使用“大学应当去行政化”的口号，而是提出“大学无官”。学校不是一个政权，做行政工作的人也不应该被视作官员。“有些老师喜欢称我们为‘校方’，与他们‘教师方’泾渭分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也是教授我也是教授，工资都是政府财政，我们都是一伙的。”因此，他坚持深大内部行政领导任命是党委会讨论决定，校长盖章、签名。此外，他也特别反感那种“欢迎 ××× 领导莅临指导”的大红标语，认为学校里不应该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知识分子多少要清高一点”。深大一年只挂四次标语，除庆祝重大节日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准挂。除此之外，2009 年，深大开始设立教授人事与财经工作委员会，由 26 位“布衣”教授轮流坐庄，执掌学校的人事调配、经费分配。
 
针对高校内泡沫学术抬头的现象，章必功曾对本校教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不研究国家政策，下不研究深圳实际，这样的科研有什么用？”他表示，自己并非不重视科研，而是着眼点不同。在他的推动下，深大改革了学术评奖制度，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发的篇数再多没有用”。此外，针对以往在科研评奖方面，艺术创作总是受人忽视的现象，他还特别设立了文艺创作奖。“科研的本质就是创新，艺术创作也是创新。既然是创新，为什么不能得奖？”
 
三十余年，章必功见证了深圳从一座小渔村渐渐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也亲身参与了深圳大学的建设、进步与改革。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深圳这座城市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这座城市文化逐渐走向深厚的标志。无论是对城市文化还是对城市人才队伍的聚集，以及对深圳重教好学风气的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近几年，深圳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力图缩小与北京、上海、香港的差距，先后引进了北大、清华等国内高校，并与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校区。章必功认为：“深圳所有的这些大学，合作关系的也好，或者像清华、北大办分校的也好，对深圳市的现代化，都有它的贡献。”回溯中国古代历史，章必功得出一个结论：国家越发达，就越重视人才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越不发达，就越重视人才受教育的质量，但是权利永远优先于质量。要做到教育平等，保护每个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应该大力发展大众化教育，在此基础上再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味地提倡精英式教育。
 
2012 年，章必功卸任深圳大学校长，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学术，整理自己在深大的学术成果，并着手整理研究慈善史，“说文解字”，以史鉴今。而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交由后来者渐进式地推进着。在任七年多，章必功风风火火，深大气象中兴，但要破除现有的以“计划等级制”和“配额供给制”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祝福北大 120 周年】
 
北大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北京大学，我今天可能还是铜陵市科委的一个职员，可能从秘书做到科长罢了。北大在我的治学过程中，给了我一个新天地的视野，让我知道，学问原来是这样一个殿堂，曾经它显得那样陌生，那样高不可攀，而在我来到北大之后，我才知道它也是一个人通过努力可以进入的地方。另外，北大的学风、师风，都成了我在深大工作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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