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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纠正后的改革
作者：张雄文 来源：《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05 人已围观
1976 年 10 月 18 日，县委书记方苞刚到办公室，还没坐稳，秘书便敲门进来，脸色似惊似喜，
递过一份文件。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他再也顾不上别的事，细细展读起来：“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
这四个人，都是当下的顶级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身份更为特殊。通知上说，12 天前，他们被中央抓了。方苞的呼吸有些沉重，似乎不敢相信，又将带红五星的红头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发〔1976〕16 号”紧紧盯了半天，又翻过去看了半天落款的大红印章，才终于确定是事实。
他抬起头，长长出了一口气，心内暗自感慨：一个非常时代结束了。在宝安担任县委一把手多年，方苞对这十年来的状况了如指掌，常常只能干着急。
先是“揪走资派”和“夺权”。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红卫兵组织像田地的野草，葳蕤而生，深圳的大街小巷贴满了令人震惊恐怖的“炮轰”“火烧”大字报。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等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挨批斗、遭关押。
尔后，边境线上也打破了往常的平静，发生“反英抗暴事件”和“文锦渡风波”，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县委、县政府一度被县革命委员会的新机构取代，发生过“白皮猪案”“火烧展览馆”“反共救国团”等冤案。宝安和全国一样，像一个乱哄哄的剧场，让人眼花缭乱。“这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方苞很有些迷茫。
宝安的工商业也像小脚老太太，远远落后于内地。县委热热闹闹组织“工业学大庆”，但工业产值依旧只占社会总产值的 20.2%，远远低于农业，仅有缝纫社、铁器社、木器社、磷肥厂、氮肥厂和造糖厂等几家小规模企业，成本高，效益差。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但商品流通像一潭死水，实行统购统销，速度较为缓慢。
农业上则实行“以粮为纲”。县委召开过第三届党代会，狠抓“农业学大寨”，粮食增长较快，但大多上缴，收购价格又偏低，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家庭副业还是一根被紧盯的“资本主义尾巴”，露头即遭切割。
虽然群众向往深圳河对岸，偷渡香港成为顽疾，但宝安社会整体不乱，粮食产量还能维持在两亿八九千万斤。这得益于党的向心力，不管风波如何动荡，“左”的错误如何干扰，党的建设从未松懈过，党员队伍一直在逐年增大。1976 年，全县已有党员 12962 人，党委 23 个，党总支 29 个，支部 536 个。党组织和党员，是宝安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
方苞想到这里，心里才有了不小的安慰。宝安“以粮为纲”，县委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方苞常常组织机关干部到农村蹲点、劳动和调查研究。每年春插秋收和“双夏”等农忙时节，都是他和机关干部下乡的日子，一般要在土地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社、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递过一份文件。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他再也顾不上别的事，细细展读起来：“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
这四个人，都是当下的顶级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身份更为特殊。通知上说，12 天前，他们被中央抓了。方苞的呼吸有些沉重，似乎不敢相信，又将带红五星的红头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发〔1976〕16 号”紧紧盯了半天，又翻过去看了半天落款的大红印章，才终于确定是事实。
他抬起头，长长出了一口气，心内暗自感慨：一个非常时代结束了。在宝安担任县委一把手多年，方苞对这十年来的状况了如指掌，常常只能干着急。
先是“揪走资派”和“夺权”。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红卫兵组织像田地的野草，葳蕤而生，深圳的大街小巷贴满了令人震惊恐怖的“炮轰”“火烧”大字报。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等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挨批斗、遭关押。
尔后，边境线上也打破了往常的平静，发生“反英抗暴事件”和“文锦渡风波”，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县委、县政府一度被县革命委员会的新机构取代，发生过“白皮猪案”“火烧展览馆”“反共救国团”等冤案。宝安和全国一样，像一个乱哄哄的剧场，让人眼花缭乱。“这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方苞很有些迷茫。
宝安的工商业也像小脚老太太，远远落后于内地。县委热热闹闹组织“工业学大庆”，但工业产值依旧只占社会总产值的 20.2%，远远低于农业，仅有缝纫社、铁器社、木器社、磷肥厂、氮肥厂和造糖厂等几家小规模企业，成本高，效益差。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但商品流通像一潭死水，实行统购统销，速度较为缓慢。
农业上则实行“以粮为纲”。县委召开过第三届党代会，狠抓“农业学大寨”，粮食增长较快，但大多上缴，收购价格又偏低，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家庭副业还是一根被紧盯的“资本主义尾巴”，露头即遭切割。
虽然群众向往深圳河对岸，偷渡香港成为顽疾，但宝安社会整体不乱，粮食产量还能维持在两亿八九千万斤。这得益于党的向心力，不管风波如何动荡，“左”的错误如何干扰，党的建设从未松懈过，党员队伍一直在逐年增大。1976 年，全县已有党员 12962 人，党委 23 个，党总支 29 个，支部 536 个。党组织和党员，是宝安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
方苞想到这里，心里才有了不小的安慰。宝安“以粮为纲”，县委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方苞常常组织机关干部到农村蹲点、劳动和调查研究。每年春插秋收和“双夏”等农忙时节，都是他和机关干部下乡的日子，一般要在土地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社、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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