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纠正后的改革

“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秋收时节，方苞带上工作组来到了罗芳等边境村子。闲拉家常时，生产队干部陈天乐总皱着眉头，不时叹气。方苞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嘛！”

陈天乐还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方苞知道他噤若寒蝉的缘故，笑道：“现在‘四人帮’被抓了，有什么话大胆说，不会抓辫子，扣帽子了。”鼓励了许久，陈天乐终于说出了自己对眼下政策的不满：“希望上级能恢复当年的‘三个五’和‘小额贸易’政策。”

方苞对宝安老书记李富林时期的“小额贸易”政策有过了解。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济困难，群众生活很苦，出现了浮肿病，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县委在宝安实行“三个五”和“小额贸易”政策。

“三个五”是允许农民和渔民、蚝民每月可以有五次过境到香港耕作，或下海作业，每次可以带回 5 斤副食品或价值不超过 5 元的东西。“小额贸易”是允许边境公社和生产队，在指定的口岸自营出口销售国家外贸部门不经营的稻草、河鲜杂鱼、吊钟花、甘蔗尾和草皮等农副产品，所得外汇可购回化肥、农药和农具等自用；蚝、渔生产队在境外交易蚝、渔产品，所得外汇可以购置生产队自用的渔船、渔网等。

这一政策曾使宝安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帮助群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老百姓很是拥护。但“文革”时被批判为“向洋、慕洋、靠洋”“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遭废除，当年实施政策的干部挨批斗。农村再次陷入凋敝，农民、渔民和蚝民的日子又像坠入暗夜般困窘起来。

陈天乐的意见，不是县委能做主的事，方苞只能默然点头。“方书记，我带你去深圳河边看看吧。”陈天乐望着方苞，眼里露出恳求的目光。方苞同意了。

陈天乐说，新界那边的农民养鱼养鸡种菜，在香港市场自由销售，一户年收入能达二三十万元，他们雇请的工人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元。我们在对岸农田种水稻，还要运回这边交售公购粮，到手剩不了多少了。

“劳动比他们重，收入却比他们少得多。所以我们就把这边属于自己的土地丢荒了，不管如何严禁，社员们都千方百计想到那边去。”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方苞问。

“还是刚才说的，要开放，恢复 60 年代的边境经济政策，要借鉴新界农民的某些做法，丢荒和种粮食的田，都可以改为菜地或鱼塘；丘陵地发展现代化养鸡业。上面还要调减我们的粮食任务。”陈天乐幽幽地说，脸上露出神往的神色。

回到村里，接连几天，方苞又找了其他干部和村民。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到了要求开放边境小额贸易。一个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四壁虫声唧唧，他召集工作组其他人交流，他们收到的意见也差不多。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文字，方苞若有所思地说：“群众的要求有道理，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年，方苞又一身汗渍到沙井公社、福永公社调研。这里多是沙田，人少地多，每年上调的粮食任务很重。公社副书记吴震、吴章脸上也满是忧戚，介绍说，“文革”前，根据沙田特点，这里的低洼咸田一造种粮食，一造养鱼虾，粮食和鱼虾年年都丰收，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裕。

“文革”时，实行“以粮为纲”，低洼咸田都改种双季水稻，粮食虽有增加，鱼虾却大量减产，增收的粮食都变成新增的公购粮任务，而没有了鱼虾，收入也随之减少。农民早出晚归，一身泥汗，收入却微薄，大家都只好往香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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