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纠正后的改革

方苞仔细听着，不时点头。吴震看了方苞一眼，犹豫片刻后，坚定地说，希望上面改革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耕作制度，把“文革”时新增的粮食征购任务酌减，恢复基围一造种水稻，一造养鱼虾。吴章也朗声说，这样能发展生产、增加外贸收入，可以稳定人心，刹住偷渡风。方苞暗自叫好，但嘴上没说什么，笑了笑，谈起了别的。

1977年和 1978年，宝安连续两年秋粮丰收，方苞到大鹏、葵涌、坪山、龙岗等社队蹲点时，没有丝毫欣喜，心情反而更沉重了：许多村里的青壮年早已外流香港，留下的老人和小孩无力收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实行分配平均主义，仅有的老弱劳力也不愿出工，黄灿灿的谷子多半狼藉地烂在了田里。

社员们告诉他，留下的老弱劳动力要承担外流出港的青壮年公购粮任务，以及他们留家老少的口粮，“做死也无法摆脱贫穷”。他们脸上堆着阴云，委屈地说，外逃香港的人每月赚两三千元，寄个“零头”回乡，家里人的生活过得较好，两三年就能建新楼房；而留在社里出工的人，一年到头劳作，只有几百元收入，却还要替他们养老少，替他们承担公购粮任务，太不合理了！

方苞本来窝着火，想批评几句，听了社员们的抱怨，沉默了。社员们又说，有些社队不顾上面的禁令，偷偷试行“联产到组到户”，出工都积极，自己村要是这么干，也没话说了。方苞赶到这些社队转了一圈，秋收已完成，很少有稻谷烂了不管的田地。村里也有不少青壮年外流香港，但留下的社员劳动积极性高，各项生产任务都能提前完成。社队干部脸上挂满了笑容，但没有人承认自己村搞了“联产到组到户”。

方苞心知肚明，暗想，公社体制的确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一旦改了这种不适应边境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经济便能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偷渡问题也必定能迎刃而解。“我有责任向上级反映群众的实践和意见，相信上级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了解实际情况和人民呼声以后，会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在心底说。

方苞其实一直在抓住各种机会向上级反映。1977 年草长莺飞时，财政部部长张劲夫一路舟车劳顿，越黄河，跨长江，穿过大半个中国，到南海边的宝安调研。方苞陪他在边境走村串户，又隔着深圳河眺望对岸耕地抛荒的情况，把社员们反映的问题汇报了一遍。

张劲夫也不住惋惜，感慨万千，说，过境耕作和边境小额贸易是可以搞活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条路堵死呢？他又望了深圳河对岸一眼，语气坚定地说：“我回去后，一定会向国务院反映这里的情况和你们的意见。”这年秋天，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也来到深圳口岸，方苞陪同走访，边介绍边反映情况，说：“民心盼开放改革。”姚依林赞同

他的意见，说回京后要向国务院领导反映。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刘田夫、王首道、王全国和外贸部郑拓彬、贾石等人，先后到宝安边境农村调研，方苞都要详细反映经济政策的问题和外贸生产基地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他们的意见也非常一致，说要把宝安、珠海两地建设成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随后，国家计委和外贸部工作组还专程到宝安，跟社队干部座谈，制定了生产、出口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研究落实这些计划的政策、措施。这些都形成了厚实的会议纪要，像一艘沉重的生命之舟，载着方苞和所有宝安人的希冀，奔驰到省政府和国务院负责人的案前。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早已多次听到过张劲夫等人的当面反映，在纪要上批示说：“无论如何要把宝安和深圳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国家计委负责人到宝安传达了他的批示。

1978 年 4 月，习仲勋被中央派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不久，他和几个人挤在一辆面包车内，带着一脸灰尘来到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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