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建市

有人则说，还是用深圳之名好。他们引经据典说，深圳原是一条河之名，历史也不算短，至少也有 300 年了。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新安县志·地理志》便记载：“惠民桥，在深圳。”这条叫“深圳”的河流，“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者，动遭淹溺”。香港被以深圳河为界划了出去后，北岸逐渐聚集了密集的人口，集市贸易也日渐发达，形成了墟市，当地人便以河为名，将此处称为“深圳墟”，随后便有了深圳镇。

方苞是主张用深圳之名的，早在 1978 年 11 月 25 日，宝安县革委会上报惠阳地区革委会和广东省革委会的报告中，便陈述说，“我们认为必须把全县所辖范围改为市，名称叫深圳市为好，因为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而宝安则很少人知道”。

在常委会上，方苞等人又重新陈述了这条理由，还补充了两点，加起来有了三条：一是因为深圳为进出香港的口岸，在世界上比宝安的知名度高，即便不知道宝安，也知道有个深圳；二是外国人若知道深圳，便知道这里紧靠香港，是罗湖口岸所在；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在粤文化中有好意头，广东人和香港同胞都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常委们一听，多数微笑点头。

张勋甫是山东莱芜人，对用哪一个名称并没有倾向性。看到多数人同意用深圳，且十分在理，便放下手中茶杯，拍板定音，说，那就用“深圳”！不久，这一名称被上报到省里和中央。1979 年 3 月，国务院予以批准，正式向全国公布，规定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和广东省委双重领导。令张勋甫等人格外兴奋的是，国务院还决定三年内拨给 1.5 亿元启动基金，帮助深圳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兴边境城市。

一个全新的城市，仿佛一个落地的婴儿，青青涩涩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第一次常委会的与会者都没有想到，上位取代宝安的深圳，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一缕缕春风吹拂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像一颗闪闪升腾、光芒四射的巨星，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特大城市。

也是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张勋甫、方苞和其他常委慎重讨论了另外两件关乎深圳建市的大事。一是行政区划的问题。他们各抒己见后，决定在深圳市下设区，二线边防线内为深圳市城区，二线外设松岗、龙华、布吉、龙岗和葵涌等五个区。不过，后来特区内又增设了一个盐田区，以加强对盐田港和大小梅沙旅游区的领导。

一是确定深圳市委、革委会（市政府）在何处办公。原来的宝安县政府狭窄拥挤，已不适合做新的市委机关，只能暂时用作办公地点。大家热烈讨论后，得出了一个原则性意见：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应该设在城市中心地带。因为有了这一基调，后来张勋甫、贾华和常委们在一处荔枝园旁发现了合适的地址，建起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

深圳虽已改换了名号，地位也陡然升格，但其实仍然只是一个小镇。方苞在宝安待了多年，早已熟知这些。张勋甫和贾华长期待在广州和惠州，虽也来过宝安，但多半是走马观花。这回到深圳工作，在大街小巷转了两圈，还是有些吃惊。

这时，宝安虽已撤县建市，但又爆发了一次令人震撼的逃港高潮，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奔至边境线，千方百计逃往香港。宝安人心涣散，大片农田荒芜，池塘活蹦乱跳的鲜活鱼虾也无人捕捞，许多村子一片萧条，像刚过了一次兵灾。

几个月前，也就是撤县之前的 1978 年 6 月，宝安县委在方苞带领下，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组织路线、经济工作做全面拨乱反正。1978 年12 月 13 日，按照上级的要求，县委还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所有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关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和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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