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交通大学全球文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单世联：没有开放包容，就没有深圳的发展进步

对深圳来说，首先要做的是如何精准地认识并表述深圳的历史和文化特色，其次是在中国发展与全球大势的演变中，具体明确深圳要在哪些领域扩大开放，还需要包容什么，这些是可以通过历史分析和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列表说明的。
 
深圳特区报：深圳城市精神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深圳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结构和移民城市性质密切相关。这就是说，“深圳精神”中的“开放包容”实际上具有对外和对内两个向度。那么在谈“开放包容”时，是要内外有别，还是全面的开放，无差别的包容？
 
单世联：内外肯定有区别，包容一定有差别。但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只能是开放包容实践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的理解，是说我们开放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还要进一步开放。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开放，已经不是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精神文化的开放包容，是如何切实具体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追求这些共同价值方面，不存在内外有别的问题，但如何追求、怎样实现这些价值，中国与外国、深圳和其他地方，应当有也肯定有不同的做法。如果说，经济技术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模仿、学习而达成，那么一个数千年来自成一体，且曾经贫困落后的大国要拥抱、接受现代文明价值，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
 
深圳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之一，当然可为其他城市所不能为。有中国自信、城市自信的深圳，必须再次焕发“特区精神”，继续先行一步。对外，向不同文化开放；对内，向全国人民开放，逐步并坚定地在心态与行为上以交流代替对立、以包容代替排斥、以共处代替摩擦，建设一个内外一体、光明磊落的精神世界并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多样包容的城市文化。
 
深圳特区报：“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需要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制度加以培育呵护，您如何看待深圳市政府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单世联：政府的努力已经落实为深圳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就基础设施的先进、服务体系的完整、市民文化的丰富而言，深圳当然排在全国前列。以我的专业而言，有三个印象。
 
一是深圳较早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公民文化权益。
 
二是深圳官员提出并论证“文化是流动的”观点。如果仅就文化理论来说，此论新意无多，因为文化从来就是流动的，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说文化是静止的。但把此论与深圳文化发展联系起来，此论就有了从理论上总结、提炼深圳经验的深意，这使我感到深圳的文化官员是用脑子的。
 
三是深圳一直推动城市文化研究。我记得多年前深圳有人提出“特区文化”和“城市文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把所有这些都说成是政府的功劳、深圳的创造，但得到政府支持和参与的深圳文化学术界，率先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比较大规模、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这是值得尊重的历史。现在问题是，有了好的硬件、软件的深圳，如何提供更多的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文化产品。
 
深圳特区报：“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也需要社会涵养，如何充分发挥深圳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的作用和力量，为“深圳精神”的健康生长提供优良的社会土壤？
 
单世联：这就是从“开放包容”的精神走向“开放包容”的社会。没有“开放包容”的精神，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肯定不利于社会建设。“开放包容”的精神不落实为“开放包容”的社会，也只是头脑中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在艰难中生长。在近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深圳社会组织的身影。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建设深圳软权力的问题。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葛兰西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区别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区分强制性权力和领导性权力。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两个社会”不可能严格区分，但我们确实要看到软权力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即使是硬权力之争，也要有软权力的支持和依托。
 
近十多年来，我们说了很多软权力，但实际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经济、军事、技术等硬权力。深圳下一步的领先性应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软权力的领域中寻找，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相信人民的主动性、自律性，形成一个“包容”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公民权利的权力系统，使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并从中提高社会的组织性、秩序性。
 
深圳特区报：“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在个体的层面如何培育、提升，您有何建议？
 
单世联：总结近几十年来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问题之一是市民个体的自觉性、参与性有待提高。
 
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它必须落实、体现在个体生活之中。社会开放、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在物质丰饶、学历提高、闲暇增加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改进、提高精神世界和文化品格的问题。
 
以网络文化为例，几乎每一个深圳人，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言机会，也各有其传播效果，但第一，发言者是否都秉持了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世界和社会都太复杂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当然不能全都符合真、善、美的要求，但至少我们要有说真话的初心，要有反思传播效果的自觉。看看网络上的各种言论，显然不能满足这些基本要求。这特别表现在遭遇不同意见时，一些人严重缺少尊重差异、容忍他者的开放包容心态，动辄用大话压人、用脏话骂人，甚至党同伐异，查祖宗三代，喊打喊杀。
 
第二，网络带来了文化的开放性，但网络文化有其受控性和选择性，有其技术上的片断性和简单性。如果我们只有这一个信息—知识的渠道，则网络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广阔的文化—知识世界也就对我们关上了大门。因此，在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也有说话的机会的背景下，发言者要讲理，阅读者要通过更多的知识—信息源来平衡。
 
深圳特区报：在2020年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中，“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有突出体现，譬如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接纳、全球抗疫中“深圳力量”的贡献等。此次疫情，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的一次检验和升华？
 
单世联：这当然是对“深圳精神”的检验和升华。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接纳和关爱，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人道关怀。所谓“开放包容”，说到底就是把他人当人，理解非我、接受非我。每个城市、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但在人类社会，任何个体都生活在一个“共处”的世界中，而非常时期更提示着“我们”之于“我”的优先性。
 
“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我们发泄对他人不满的理由。爱国情怀以从对身边的人和物的爱为起点，然后展开为对家庭、邻居、社会的爱，再扩展到对民族、对国家的爱，最终进入“人类之爱”的大同之世。爱国主义是由这些具体的爱所充实起来的开放心态和包容情感。进而，全球抗疫中“深圳力量”的贡献，正是爱国之“爱”的生动体现，爱是对他者的关怀、同情和帮助，是所有人性的共同见证，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动力。
 
深圳的抗疫行动，既是“开放包容”精神的生动写照和自觉行动，也赋予高远宏大的爱国主义以具体内涵。开放包容也好，爱国主义也好，都遵循着从个体走向全体、从“我”走向“我们”的逻辑。这里需要的是行动，哪怕是最小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哪怕是最动听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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