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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春泥更护花 ——香港编报杂忆

作者:丘盘连 来源:金风集 : 一九八一年至二〇〇六年深圳特区办报纪事 责任编辑:chen 2022-12-12 人已围观

我的相册存有这样一幅照片:简易台面上铺着一张报纸大样,手握红笔的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审改版样,旁边一个枕头、一张折叠床清晰可见。这是1982年仲夏时,我在香港《文汇报》11楼的《深圳特区报》“香港编辑部”的一张工作照。
 

▲图为《深圳特区报》香港编辑部一角,作者正在审改版样
 
翻看相册中的这帧照片,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30多年前在“香港编辑部”工作的情景。

《深圳特区报》于1983年12月1日起正式出日报,在深圳自己的印刷厂印刷。

此前,从1981年6月6日起,《深圳特区报》陆续试刊5期,1982年5月24日正式创刊出周报,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均在香014港《文汇报》印刷。香港《文汇报》在其自身办公用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在其办公楼11层腾出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给《深圳特区报》使用。
 
“谁能背诵《陋室铭》?”


 
这间房摆了1张简易办公桌、3张床(其中一张为架床)和1个文件柜,既是卧室又是编辑部。《深圳特区报》4个版的小样、大样、清样都是在这里修改、审定和付印的。当年,报社的同志说,《深圳特区报》半个编辑部在香港,这话并不为过!
 
当年,总编室负责人是从《广州日报》调来的年近六旬的老报人陶牧同志。每周一至周三,总编室把各部送来的稿件编好,除一版外,其他3个版均画好版样,周三下午由几个同志带到香港处理。
 
其时,负责在香港编报的有陶牧、邢平安、丘盘连、卢绍武、胡向东及戴木胜同志。卢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段时间就没去了,戴是出日报前才去的,他们两位在港时间不长。总编辑张洪斌同志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到香港审稿,开始时的半年时间过港较多,后期就少些了,有时因要事走不开,则周五或周六赶过去。
 
由于在港的编辑部较小,有亲朋好友来访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访客临走时,我们总要补上一句:“待我们新报社建成就好了,这里实在是简陋,招待不好,抱歉!”
 
记得我们在用“简陋”或“简单”来形容这间房时,还曾有过小小的“争论”。这时,陶老就使出其拿手的一招:出考题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你们读过《陋室铭》吗?谁写的?能背诵出来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孔子云:何陋之有?”我略为思考了一下,便顺口背诵出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传世名作《陋室铭》。“还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生肚里有料啊!”陶老半褒扬、半调侃地说。“哪里,陶老是《广州日报》的大鸿儒呀!向东和平安俩兄长可是神仙和游龙呦!你们几位才是真正有货呀!”我也半是认真、半似玩笑地揶揄他们。邢平安接着又来挖苦一句:“老丘不愧为陶老的爱将呀!”随后,大家哈哈一笑。这是1982年12月底,我们在“香港编辑部”时的一幕情景。

每周三傍晚一到香港,甫一放下行李,我们就把带过来的原稿发到《文汇报》排字车间。《文汇报》当时每天出数十个版,有时甚至上百个版,排字和组版的任务非常繁重,他们一般深夜2点半就要开始印报,所以印厂工人每晚都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在各道工序中,他们都固定好工人承担《深圳特区报》的出版工作,几点几分,看完哪个版的清样签字,非常具体。一般情况下,周四凌晨组第四版(文艺副刊);周五凌晨组第二、三版;周六凌晨组头版。最头痛的是头版,有时重要稿子还要电话中读给远在深圳的总编辑听,需改动处,我们也是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个别时候,一篇稿件的改动要记半个多钟头,反复核对。有时候已签付印的清样也要拿回来重新组版。因此,《文汇报》组版车间的组版工人最烦我们改动太多!“你们的清样都像天书一样!”他们常常半是玩笑、半是埋怨地说。
 
“哎呀,简直像打仗一样!”几位同僚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工作之紧张状况,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是当时的常态。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们去香港是“开洋荤”,其实大家干的真是苦差事,每夜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且常干通宵。因为人多地方小,不够床铺睡,两人共床或是睡地板也是常事。因此,每个周末,我们总是带着疲倦的身体回来,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地睡上一觉。
 
工作虽然紧张、辛苦,但我们心情愉快,大家关系融洽,工作不分彼此,认真负责,而且都能严格自律。直到1983年底,《深圳特区报》自己的印刷厂建好了,“香港编辑部”要撤回来,经请示总编辑张洪斌后,我们才去看了两次电影,逛了海洋公园。这些事情,现在的人也许不会相信,但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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