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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趟快车”串起亲情
作者：杨黎光 来源：奔腾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4-10-09 人已围观
从罗湖口岸沿深圳河干流上溯约三公里，便是与其在深圳河北岸并肩而立的文锦渡口岸。
罗湖桥是深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第一座桥梁、第一条通路，罗湖口岸是深圳河上的第一个陆路客运口岸，早在1950年7月1日就成了深港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外开放口岸；文锦渡公路桥则是深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第二座桥梁、第二条通路，是深港间第一个陆路货运通道，是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107国道的终点所在。
1978年，文锦渡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对外开放。1979年，文锦渡口岸开辟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正式与香港直通货运汽车。在1989年底皇岗口岸开通前，文锦渡口岸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货运口岸。
对于广大香港同胞来说，文锦渡不仅仅是一座公路桥、一个口岸，还是他们的“绿色生命线”。1938年省港公路通车，九龙关在边境口设立文锦渡分卡，检查过往货物、车辆与人员。海关档案显示，早在1946年，每天经文锦渡往返深港两地的货运汽车就已多达100多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深圳河两岸边境控制骤然收紧。但政治制度上的对立，割裂不了深圳河两岸人民的骨肉亲情，也无法断绝文锦渡公路桥串联起的这条香港“绿色生命线”。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了当年深港一家亲的历史图景：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因为汽车不能在两地之间通行，从文锦渡供港的鲜活商品，大的如猪、牛、羊由搬运工人直接赶过桥去，小的如鸡、鸭、鹅、水产品等就用手拉车拉过去。
可是，这一幕幕夹杂着辛酸和温馨的场景，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却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境。
一方面，丘陵、山地占辖地面积80%以上的香港地区，适合渔农生产的低地面积本就少得可怜。此时又适逢香港社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经济腾飞如箭在弦上，渔农用地不升反降，鲜活商品的本地供给已是聊胜于无的状态。
与此同时，经济腾飞前夜的香港人口猛增，由1949年时的约186万人突涨至1959年时的约294万人。据此推算，香港每天需要供应活猪7000—8000头、活牛500—600头、活禽10万多只，以及大量蛋奶、果蔬、鱼鲜等鲜活商品。
囿于当时的物流条件和运输成本，这么大量的鲜活商品进口只能倚靠祖国内地。可是，就在香港急需祖国内地加大鲜活商品供给的当口，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1958年至1959年初，内地对港澳供应鲜活商品出现困难。1959年1月6日，香港贸易工作委员会发来催货电报：“由于近来我市供货奇缺，市场已严重发生脱节……假设我出口货源不作合理安排，势必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不良影响，特此报请设法增加来货。”
22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刊登了一则内参，称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25日，毛泽东主席专门对这条内参批语：“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一读。”周恩来总理对搞好对港澳供应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广大的华中、华东等地区省份勒紧裤腰带，纷纷加入对港澳鲜活商品供应行列。但供应战线的拉长导致成本急剧攀升，这个成本就是运输过程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损耗率：内地鲜活商品在货运火车上基本上要经历一周以上的跋涉颠簸，严重掉膘就不说了，活猪死亡率高达6％—9％，活家禽死亡率高达10％—13％，活鱼死亡率高达40％—70%！
罗湖桥是深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第一座桥梁、第一条通路，罗湖口岸是深圳河上的第一个陆路客运口岸，早在1950年7月1日就成了深港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外开放口岸；文锦渡公路桥则是深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第二座桥梁、第二条通路，是深港间第一个陆路货运通道，是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107国道的终点所在。
1978年，文锦渡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对外开放。1979年，文锦渡口岸开辟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正式与香港直通货运汽车。在1989年底皇岗口岸开通前，文锦渡口岸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货运口岸。
对于广大香港同胞来说，文锦渡不仅仅是一座公路桥、一个口岸，还是他们的“绿色生命线”。1938年省港公路通车，九龙关在边境口设立文锦渡分卡，检查过往货物、车辆与人员。海关档案显示，早在1946年，每天经文锦渡往返深港两地的货运汽车就已多达100多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深圳河两岸边境控制骤然收紧。但政治制度上的对立，割裂不了深圳河两岸人民的骨肉亲情，也无法断绝文锦渡公路桥串联起的这条香港“绿色生命线”。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了当年深港一家亲的历史图景：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因为汽车不能在两地之间通行，从文锦渡供港的鲜活商品，大的如猪、牛、羊由搬运工人直接赶过桥去，小的如鸡、鸭、鹅、水产品等就用手拉车拉过去。
可是，这一幕幕夹杂着辛酸和温馨的场景，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却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境。
一方面，丘陵、山地占辖地面积80%以上的香港地区，适合渔农生产的低地面积本就少得可怜。此时又适逢香港社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经济腾飞如箭在弦上，渔农用地不升反降，鲜活商品的本地供给已是聊胜于无的状态。
与此同时，经济腾飞前夜的香港人口猛增，由1949年时的约186万人突涨至1959年时的约294万人。据此推算，香港每天需要供应活猪7000—8000头、活牛500—600头、活禽10万多只，以及大量蛋奶、果蔬、鱼鲜等鲜活商品。
囿于当时的物流条件和运输成本，这么大量的鲜活商品进口只能倚靠祖国内地。可是，就在香港急需祖国内地加大鲜活商品供给的当口，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1958年至1959年初，内地对港澳供应鲜活商品出现困难。1959年1月6日，香港贸易工作委员会发来催货电报：“由于近来我市供货奇缺，市场已严重发生脱节……假设我出口货源不作合理安排，势必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不良影响，特此报请设法增加来货。”
22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刊登了一则内参，称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25日，毛泽东主席专门对这条内参批语：“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一读。”周恩来总理对搞好对港澳供应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广大的华中、华东等地区省份勒紧裤腰带，纷纷加入对港澳鲜活商品供应行列。但供应战线的拉长导致成本急剧攀升，这个成本就是运输过程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损耗率：内地鲜活商品在货运火车上基本上要经历一周以上的跋涉颠簸，严重掉膘就不说了，活猪死亡率高达6％—9％，活家禽死亡率高达10％—13％，活鱼死亡率高达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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