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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无人》却有“灵
作者：崔道怡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这是一部旷世奇书，一部非常有价值而且具有非常价值的书。此前我从未见过这样作家、这样内容、这样写法的著作。一名被癌症、抑郁症折磨的患者，不仅未被人们普遍称为绝症的病魔逼上绝路，反而在战胜病魔之后，把人们不可得知、不可感受乃至不可思议的战胜病魔的历程，抒写为艺术品，提供给虽未罹患病痛却也大都需要精神疗养的读者。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功德无量的；这是振聋发聩的壮举，是难能可贵的义举。这是一本值得出版界鼎力推举的具有开创性和经典性的读物，是一项值得文学界给予重点褒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水乳交融而又独特新颖的成果。我因《旷野无人》感动，我向李兰妮所禀赋的“灵”致敬。
中国现实的生存环境，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癌症是极其可怕的，而抑郁症却又常被误解为仅是心理方面的毛病。这种状况，除了因为缺乏知识，根本原因其实恰是诸多人的精神领域存在着缺憾或误区。这是需要自觉地认证并积极地治疗的，而若仅从医学角度开出处方，未必能够切实引起人们关注。即便是“精神卫生”专科诊断，即便是“精神化学”药物治疗，终归主要针对生理问题，属于理性思维范畴的操作。而作为人学的文学，施展形象思维魅力，主要针对心理问题，便也该承担起疗救灵魂疾患、促进精神健全的社会职责。在这方面，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如《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一类型的文学著作。
兼有癌症和抑郁症的患者，存活下来的本就已无多，而同时又兼有文学之才情并愿意且能够“现身说法”者，唯有李兰妮。如果世上还未曾有李兰妮这样的作家, 那么她就是在这方面给人类做出首创贡献的天使。她是用心血、用信仰、用意志、用难以想象的毅力来抒写这部长篇巨著的。她是以坦诚热忱、如实记叙、毫不避讳、无所雕饰的态度和手法来叙述这一段生命和人生之原生态历程的。这部书不是小说，却穿插着情节、细节等不可或缺的小说元素；它也不是报告文学，却具有报告文学之以事实说话的素质；或可称之为散文长卷，如诗人和哲人散文那样回旋着诗意和哲理。其实，这部书就是“档案”“精神档案”“文学记录的精神档案”。
因此，作为“档案”，原汁原味，不必加工，无须修改，只进行文字的校正，“保留原始滋味”才好。如李兰妮自己所说，“想为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留下一本完整的病历”。如其文友读后所感，“不要去考虑这本书好看不好看”。而在我看来，这部书并非真正纯粹的“档案”或“病历”，当然也不是只为了给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需要精神、心理治疗的患者看的。它是一种特殊文本，它是给具备一定文化之读者提供精神营养的文学补品，是给有待增进素质之读者充实心理能量的艺术教材。它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内涵，要比科学的价值贵重得多。它和其他体裁的出色文学成果一样, 是历史和现实的明镜，也是光照灵魂和前程的灯火。
在结构上，作品由四个部分组成。而在叙述者身份和叙述的风格上，李兰妮充当了四种角色：写“认知日记”时，她是患者；写“随笔”时，她是作者；写“链接”时，她是读者；写“补白”时，她是论者。“病历”与“档案”部分，可谓作品之“经”；“探索病源”“自我疗救”和“检点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可谓作品之“纬”。“经”是理性的、单纯的，“纬”是情感的、丰富的。“链接”之“检验摘录”“读书摘记”，又是“筋”；“当作背景”从中能够“找出抑郁症形成脉络”的“个性化资料”，亦即作家回首历史和面对现实的“自况性散文”，那才是“肉”，才是“灵”。“身”是物质的，“心”是精神的，“灵”则是对“身”与“心”的关照和感召。
这部书的最可贵处，正在于“灵”。李兰妮抗击病魔摧残，经受死亡磨练，却能坚韧不拔，写出精神档案。这是为什么？因为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众生；因为癌和抑郁不仅是生理的而且是心理的、不仅是群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残酷杀手。而今健身已成时尚，养心也已得到认同，人们唯独对“灵”却还蒙昧。“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癌的环境和癌的人心：缺乏道德信仰，充满虚伪贪婪。”“你什么都不信，怎么会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生？”李兰妮是患者更是作家，她回首家族和个人成长史，以病痛身心面对“旷野无人”的现实，从而感悟并领受“灵”的洗礼。无论是《圣经》还是“佛缘”启迪，她通晓且秉持了为人不可或缺的纯洁高尚信仰。
她的家族和个人成长史，既有独特性又有代表性，那是整个民族经历的劫难。人性被扭曲，个性被摧残，个人迷信导致国人发疯。当噩梦醒来却又陷入迷梦，无所信仰，无所适从。于是，自私自利、无情无义、腐败堕落、花天酒地，这是人性重症，亟待社会疗救。作家李兰妮，本是善良人，身心陷绝境，却仍信守爱。她意识到“现代中国人，要有‘爱人如己’之心”，“要在爱之中成长，为此必须不停地去爱，去给予”。因而，她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告白天下，普度众生。这就是她抗击病魔的力量所在，就是她写此书的缘起和目的：向人类表达和呼唤爱。
《旷野无人》却有“灵”，这“灵”应该成为广大民众修炼美好灵魂的课本。为此，应该在出版前后广为宣传，对读者做具体切实的导读，对此书做切中肯綮的评价。而考虑到读者会有种种，对于只求乐趣的读者，此书的可读性力度不足。因而，我认为不妨印行两种版本，原稿出版之后，另编通俗简本。按照时间顺序，把病痛发生、诊断、治疗、反复、克服、治愈的过程条分缕析，简练清晰。把“自况性散文”部分，既作凝缩又小说化，使其故事性更浓郁而议论性更精粹。字数控制在三十万以内，更利于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行。我的这个建议未必可取，但我觉得如果大胆尝试一下，或许可能成为出版事业的一项创举。
原载《文艺争鸣》2009 年第12 期
中国现实的生存环境，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癌症是极其可怕的，而抑郁症却又常被误解为仅是心理方面的毛病。这种状况，除了因为缺乏知识，根本原因其实恰是诸多人的精神领域存在着缺憾或误区。这是需要自觉地认证并积极地治疗的，而若仅从医学角度开出处方，未必能够切实引起人们关注。即便是“精神卫生”专科诊断，即便是“精神化学”药物治疗，终归主要针对生理问题，属于理性思维范畴的操作。而作为人学的文学，施展形象思维魅力，主要针对心理问题，便也该承担起疗救灵魂疾患、促进精神健全的社会职责。在这方面，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如《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一类型的文学著作。
兼有癌症和抑郁症的患者，存活下来的本就已无多，而同时又兼有文学之才情并愿意且能够“现身说法”者，唯有李兰妮。如果世上还未曾有李兰妮这样的作家, 那么她就是在这方面给人类做出首创贡献的天使。她是用心血、用信仰、用意志、用难以想象的毅力来抒写这部长篇巨著的。她是以坦诚热忱、如实记叙、毫不避讳、无所雕饰的态度和手法来叙述这一段生命和人生之原生态历程的。这部书不是小说，却穿插着情节、细节等不可或缺的小说元素；它也不是报告文学，却具有报告文学之以事实说话的素质；或可称之为散文长卷，如诗人和哲人散文那样回旋着诗意和哲理。其实，这部书就是“档案”“精神档案”“文学记录的精神档案”。
因此，作为“档案”，原汁原味，不必加工，无须修改，只进行文字的校正，“保留原始滋味”才好。如李兰妮自己所说，“想为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留下一本完整的病历”。如其文友读后所感，“不要去考虑这本书好看不好看”。而在我看来，这部书并非真正纯粹的“档案”或“病历”，当然也不是只为了给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需要精神、心理治疗的患者看的。它是一种特殊文本，它是给具备一定文化之读者提供精神营养的文学补品，是给有待增进素质之读者充实心理能量的艺术教材。它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内涵，要比科学的价值贵重得多。它和其他体裁的出色文学成果一样, 是历史和现实的明镜，也是光照灵魂和前程的灯火。
在结构上，作品由四个部分组成。而在叙述者身份和叙述的风格上，李兰妮充当了四种角色：写“认知日记”时，她是患者；写“随笔”时，她是作者；写“链接”时，她是读者；写“补白”时，她是论者。“病历”与“档案”部分，可谓作品之“经”；“探索病源”“自我疗救”和“检点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可谓作品之“纬”。“经”是理性的、单纯的，“纬”是情感的、丰富的。“链接”之“检验摘录”“读书摘记”，又是“筋”；“当作背景”从中能够“找出抑郁症形成脉络”的“个性化资料”，亦即作家回首历史和面对现实的“自况性散文”，那才是“肉”，才是“灵”。“身”是物质的，“心”是精神的，“灵”则是对“身”与“心”的关照和感召。
这部书的最可贵处，正在于“灵”。李兰妮抗击病魔摧残，经受死亡磨练，却能坚韧不拔，写出精神档案。这是为什么？因为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众生；因为癌和抑郁不仅是生理的而且是心理的、不仅是群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残酷杀手。而今健身已成时尚，养心也已得到认同，人们唯独对“灵”却还蒙昧。“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癌的环境和癌的人心：缺乏道德信仰，充满虚伪贪婪。”“你什么都不信，怎么会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生？”李兰妮是患者更是作家，她回首家族和个人成长史，以病痛身心面对“旷野无人”的现实，从而感悟并领受“灵”的洗礼。无论是《圣经》还是“佛缘”启迪，她通晓且秉持了为人不可或缺的纯洁高尚信仰。
她的家族和个人成长史，既有独特性又有代表性，那是整个民族经历的劫难。人性被扭曲，个性被摧残，个人迷信导致国人发疯。当噩梦醒来却又陷入迷梦，无所信仰，无所适从。于是，自私自利、无情无义、腐败堕落、花天酒地，这是人性重症，亟待社会疗救。作家李兰妮，本是善良人，身心陷绝境，却仍信守爱。她意识到“现代中国人，要有‘爱人如己’之心”，“要在爱之中成长，为此必须不停地去爱，去给予”。因而，她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告白天下，普度众生。这就是她抗击病魔的力量所在，就是她写此书的缘起和目的：向人类表达和呼唤爱。
《旷野无人》却有“灵”，这“灵”应该成为广大民众修炼美好灵魂的课本。为此，应该在出版前后广为宣传，对读者做具体切实的导读，对此书做切中肯綮的评价。而考虑到读者会有种种，对于只求乐趣的读者，此书的可读性力度不足。因而，我认为不妨印行两种版本，原稿出版之后，另编通俗简本。按照时间顺序，把病痛发生、诊断、治疗、反复、克服、治愈的过程条分缕析，简练清晰。把“自况性散文”部分，既作凝缩又小说化，使其故事性更浓郁而议论性更精粹。字数控制在三十万以内，更利于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行。我的这个建议未必可取，但我觉得如果大胆尝试一下，或许可能成为出版事业的一项创举。
原载《文艺争鸣》2009 年第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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