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二）：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概况

二、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概况

（一）中国高职教育概况

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职教育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高职教育走内涵化创新的结果。1978年以来，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急需人才，高等教育随之复苏，高等职业教育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短短几十年，已经形成1300多所的规模，占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

几大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高等教育要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会议提出通过“三级分流”建立职业教育体系，会上确定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要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方针。199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通过，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合法地位。高职教育迎来办学数量的急速增长期，质量不如人意，针对这一发展弊端，2005年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转变观念、加强校企合作，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次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教高[2006]16号），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在人才培养与教师培训等方面创新模式，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与此政策相配套，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央财政至少拨付20亿专项资金支持100所高水平高职示范院校建设，高职院校“211工程”由此拉开序幕。十年来，这一工程带动并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高职教育国际化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概况

当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起步，因此，高职教育虽然起步晚，但是环境良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手脑并举的应用型人才需求激增，迫使政府和高职院校尽快加强建设，向高职教育发达的一些国家借鉴成功经验成为捷径，因此，对外交流和合作对高职教育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陌生领域。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以后，教育是最早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国外教育机构纷纷抢滩中国市场，职业教育是重要的一个领域，不少中国高职机构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活动，提升办学档次。

1.政府主导型—高职教育国际化早期阶段

早期，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加快国内高职院校建设，百废待兴的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引入国际贷款上亿美元，在重点地区（江苏、天津、上海等沿海地区）筹建了百余所职业院校。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在海外考察时，被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所吸引，中德之间的职教合作由此拉开序幕。1983年，国家教委牵线搭桥，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建设的“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成立，此后国家在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借鉴德国“双元制”进行改革试点，并向全国一百多个单位推广德国职业教育理念，中德教育领域的双边交流非常活跃。1994年中德签订了中国职教史上第一个政府间发展职业教育的双边协议，中德合作领域拓展到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中国职教领域的理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市场导向、能力导向、校企合作渐渐成为主流的教育思想。

政府推动的合作，除了中德合作外，中加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也开展得比较早。中国和加拿大各有一批职业院校参与到项目中，其实就是结对帮扶，加拿大在职业教育上的一些经验向中国输出，客观上对提升中国高职院校的课程建设、实训室建设、教学管理的水平大有促进，与此同时一些国际资格证书、课程标准也被引进中国。

2.官民合作型—本世纪初的职教国际化

2003年，为了顺应中国加入WTO后开放教育类服务贸易的形势，《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教育部令15号）、《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在顶层设计上为高职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实施重点来说，无疑在本科院校，但是高职院校也在政策包含范畴。

得益于政策便利，中外合作办学如雨后春笋，尤其以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省市高职院校为甚，有些省中外合作项目达到几百个。中外院校的交流增多，如留学生、学生夏令营等逐渐在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学校开始出现，以2016年江苏省为例，有十所高职院校有超过百人的留学生队伍。不少地方政府设立政府奖学金奖励留学生，高职院校虽然获得的比例较小，却是好的开始。国际资格证书和课程体系引进成为比较常态化的国际化内容。师资培训方面也是发展比较快的领域，上个世纪获得境外学习和培训的高职院校教师极少，但是在本世纪，绝大多数示范性高职院校均有海外师资培训的计划和经费安排，一些高职教育比较先进的省份，十分重视高职教育的海外培训，以2016年江苏省为例，政府“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项目，共350人，高职院校获得40%的名额。

经过20多年的探索，有些职业院校国际化方面办出了特色，成为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借鉴的标杆。比如通过加入地区或者世界职教联盟，共谋职教国际发展的云南、广东模式；通过商务部援外培训平台搭建国际化框架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与重点区域职业院校建立职教联盟，集集体之力与国外相关地区合作交流的扬州职业技术大学；在海外创办职教界“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的天津职教海外战略。这些先进的经验将为中国未来国际化的纵深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高职院校国际化已经由国家主导下的零星的、临时、个别区域的现象，变成常态化全国性的有计划教育内涵发展路径，虽然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经验不足、师资水平不够等诸多问题，但是起步晚、发展快是不争的事实。

3.校企主动型—未来的职教国际化发展方向

在以上前两个阶段，政府一直发挥关键和主管的角色，未来中国职教，政府仍然不会缺位，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教育发展要有序必须有所管理，同时，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和价值预设。但是需要留意的变化是：未来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政府将会从一开始的事无巨细全包的管理状态下解放出来，发挥引领职能，赋予高校以更多的自主权，更多地依托和发挥民间及市场机制能动性。特别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政府鼓励高职院校在这一倡议下，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动手能力强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同时勇敢走出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教育支持与服务。

我们可以从一些关键政策和文件中看出国家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决心与意志。

首先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为我国未来教育国际化定下基调。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没有涉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内容，2016年提交并计划在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引进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赴境外实施职业教育”。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通过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进境外办学。”2016年7月，教育部下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通知，关于人才培训合作，明确规定“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另外，2015年教育部废止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教育部令15号），新的管理办法还在制定过程中，不久将会颁布，从最近教育部的相关会议精神看，今后市场将在高校国际化过程中发挥比较主要的作用，政府将简化审批的程序，下放更多的自主权。

如此，政策上畅通了，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就可以按照自身的优势，比较宽松地进行国际化设计，无论是在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等方面，有更多的作为，特别是一些校企合作和行业连接特别紧密的专业，可以和行业一起，通过教育培训和教育输出，将中国制造、中国技术市场化，开创教育服务贸易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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