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健：用科研成果为深圳绿化建设提供支撑

贰

我对科学研究有一种情怀，希望在其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城市园林绿化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坚持科学研究

当时，城市绿化用到的苗木从生产到施工再到管理，都是由园林公司负责。1987 年，我被选调到深圳市梧桐山苗圃总场担任场长兼任深圳市梧桐山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负责风景区的筹建和管理工作，当时主要负责深圳市的苗木生产与供应，几乎满足了深圳整个市区对苗木的需求。

在生产苗木的同时，我们尝试进行一些创新研究。在植物病害方面，我们完成了当时非常前沿的有关植原体的类细菌研究，还做过一些包括夹竹桃丛枝病、狗牙根草白叶病和柑橘黄龙病的研究等。这些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我们出版了相关专著，可以说打造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类细菌的专著。同时，我们也进行一些物种保护工作，比如把一些兰科植物种质资源收集起来，并形成一定保存量，为深圳的植物保护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随着深圳市企事业单位职能分开管理，深圳市园林公司有些职能或人员划分到政府城管部门，但苗圃总场还留在园林总公司。之后我们不仅负责苗木的生产，还承担一些绿化施工建设，包括深圳火车站、地王大厦、深圳机场等重大项目我们都参与了，当时梧桐山苗圃总场在整个深圳园林绿化施工领域很有知名度。

1999 年组建园林集团，我担任了园林集团的副总经理。2000 年，我被提拔为园林集团总经理。当时，集团下属每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整个集团业绩都比较好，但我个人认为自己更重要的价值还是要体现在科研创新方面，在做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兼顾植物科学的研究。我从科研情怀出发，慢慢地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在深圳植物研究领域，并探索其与城市园林绿化如何有机结合，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让城市绿化与科研有机结合

2000 年，在森林资源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物种，其中就包括深圳香荚兰和深圳拟兰，这是首次以深圳为模式产地并以深圳命名的植物新种。实际上，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中国香港是最早的标本采集地之一，但是当时他们没有发现这两个新物种，是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极其特殊。我们是在盐田区的梅沙尖发现了深圳香荚兰，它生长于一个低海拔的乱石滩中，是大家普遍认为不可能生长兰花的地方。

当时，我们针对这两个濒临灭绝的物种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它们的发现对世界兰花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因为深圳拟兰是兰科的原始类群，它保存了兰科植物进化开始之初的重要基因，通过对它进行基因组的测序，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整个兰科物种的进化。我们在城市园林绿化的同时进行深圳植物研究，这些工作在深圳具有开创性意义。

后来，我还参与了深圳园林绿化的绿地建设标准的起草，比如规划街道两旁的绿地标准、技术规程和养护规程制定等，这些都是由我们牵头来制定。当时深圳仅有两个区参照这个标准执行，后来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园林绿地面积也在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区开始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绿地规划建设。

这是深圳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深圳的园林绿化发展，是从我们打下的这个基础开始的。后来，我所在的路树队也发展成为深圳市城市绿化管理处，城市绿化和植物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

把深圳兰科植物研究推向国际舞台

2006 年，我们筹备成立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开始收录国内外大量兰科植物重要物种。这份资源的保有量，当时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开创了中国物种保护方面的先河。我们还被作为中国物种保护方面的范例进行推广。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驱动整个物种资源的保护，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是一个“抢救性”举措，能够对中国的物种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2006 年 6 月，世界自然科学界最高级别的学术刊物《自然》杂志刊登了我们的论文《一个兰花的自发授精策略》，并在当期刊物上对文章做了特别推荐。

兰花的自发授精现象最早是刘可为在苗圃总场的种植资源库里观察兰花的授粉时发现的，后来我和清华大学的黄来强教授等专家用 4 年时间反复研究，发现一些特别的植物物种在缺乏风、昆虫等传统传粉媒介的恶劣生态环境下，能够主动适应环境的演变，从而为研究植物的进化机理、揭示自然界进化的秘密开辟一个崭新的方向。

由于这篇论文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里的独特价值，《自然》杂志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一全新研究成果。后来，他们还为此做了一期《走进深圳》专题报道，向世界介绍深圳的科技发展状况，我们的研究也被列入其中并做了特别介绍。科研成果的发表，既宣传了深圳的科技创新，也推动深圳相关领域走向国际舞台。后来我们又陆续开展了多项研究，使中国有关兰科植物的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